馬文·麥克勞德訪問李察·基爾:我的佛教修行歷程

我想是因為譏諷思潮盛行,我們很難相信名人也可以是認真的人。最近重要的「名人佛教徒」在媒體上,甚至在佛教徒之間引發了一些刻薄的評論。但我個人非常感謝那些演員、導演、音樂家和其他公眾人物,他們為西藏自由事業帶來了更大的意識,以及傳播佛教修行的重要性。他們是優秀的藝術家和有體貼心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是佛教徒,一些則不是,在他們之中,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亞當·佛契(Adam Yauch)、麥可·史戴普(Michael Stipe)、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當然,還有李察·基爾。最近我在李察·基爾位於紐約的辦公室與他會面,我們暢談了他多年的佛教修行道路,他對上師達賴喇嘛的摯愛與奉獻,還有他在佛法、藏人,以及西藏事業等方面的工作。

馬文·麥克勞德(Melvin McLeod) = 馬文
李察·基爾(Richard Gere) = 李察

馬文: 你第一次接觸佛教是在甚麼樣的情況下?

李察:我有過兩個瞬間情況。第一次發生時,我其實是從書上認識到佛法;第二次,當我遇到一位上師。但在那之前,我在大學修讀哲學。我從西方哲學家,基本上是主教喬治·伯克利(Bishop Berkeley)的學說中走近佛教。

馬文: 「 如果森林裏的一株樹倒下而沒有人聽見,它真的發生了嗎?」

李察:是的。主觀唯心主義是他的學說——現實是一種心理機制。他傳授的基本上是「 心理而已」學說。相當激進,特別是出自一位牧師。我對他的理論相當著迷。我對存在主義也感興趣。我記得曾經手拿一本《存在與空無(Being and Nothingness)》四處走,卻不知自己為甚麼這麼做。後來,我認識到「 空無」不是個貼切的字眼。「 虛無」實際上是他們在找尋的——不是虛無主義,而是一種積極的思想。

第一次認識佛法時,我二十出歲。我覺得自己同其他年輕人一樣,對生活不盡滿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自殺傾向,但當時的我相當不快樂,同時有諸如此類的問題,「 為甚麼甚麼都沒有?」意識到我可能把自己向自我瘋狂的邊緣逼近,我在營業至深夜的書店流連,往各種方向摸索,讀一切可讀的書。伊文斯·溫慈(Evans-Wentz)關於藏佛教的書籍對我起到深遠重大的影響。我如飢似渴地閱讀他的作品。

馬文:他的作品激勵了我們中的許多人。他的作品吸引你的是哪些方面?

李察:他的作品有著優秀小說所該有的浪漫一面,能讓你沉浸其中,但同時也能提供你能活著的同時並能獲得解脫的可能。這是我之前不認為可能的——我只想逃脫——對我來說,能夠同時活着和出離——虛無——是革命性的想法。

佛教徒的道路,特別是藏人的方式,無疑吸引了我,但我開始修習的是禪。我的第一位禪師是佐佐木承周(Sasaki Roshi)。我記得到洛杉磯參加一個為期三天的禪修班。去之前我做了多個月的充分準備,練習雙腿伸展好讓自己能應付過去。

向佐佐木承周學習禪修給予了我一個不可思議的經驗,一個真實的經驗。我認識到,這是一份工作。它不是從空氣中飛過;它也不是件奇異或浪漫的事。它是份對心重要的工作。

佐佐木承周出乎意料地嚴厲卻又非常溫柔。我徹頭徹尾是個新手,對禪修一竅不通。那時候的我既狂妄,也缺乏安全感,同時又一團糟。但在內心深處我確實想認真學習。在禪修班即將結束前的關鍵時刻,我卻無法出席獨參。我感到自己對他們要我參與的公案準備不周 。最後,我只能坐著,而我記得他微笑著說:「我們可以開始工作了。」沒有其他可以說的——沒有廢話,甚麼都沒有。

馬文:佛教認為一個人有如此強烈的直覺性聯繫,是因為與前世業力有聯繫。

李察:嗯,我問過一些上師關於這方面的說法——你知道的,是甚麼引導我?他們只是笑我,好像我以為有一些起到作用的因素或純粹是機緣的東西。可是,業力並不是這樣的。明顯地,我和藏人之間有一些十分清晰又明確的關聯,要不然它不會發生。要不然我的生命不會朝這一方式表述。

我覺得我一直感知修行是我真正的生活。我記得當我開始學習禪坐時——在我二十四歲,試圖掌握自己生命的時候。我躲在自己糟糕窄小的公寓裏多個月,純粹是打太極拳,並盡力學好靜坐。我有個非常清晰的感覺,我感到自己一直處於禪坐中,未曾停止過。它比我們一般上以為的真實在本質上更為真實。在當時我就非常清楚,但我卻花了生命中極長的時間才終於能展現在世界面前,通過更長久的修習,審視我的內心,試圖創造菩提心。

馬文:你第一次見到達賴喇嘛是在甚麼時候?

李察:在印度見到達賴喇嘛尊者之前,我已經修了約五、六年的禪。開始時,我們只是閒聊,然後他說,「噢!你是位演員?」他思忖了一會,繼續說,「當你演怒戲時,你真的是在生氣嗎?當你演悲戲時,你真的是在悲傷嗎?當你演哭戲時,你真的是在哭泣嗎?」我給他類似演員的答覆:「如果我真的對所扮演的角色入戲效果會更好。」他深深地直視我的眼睛,不可抑制的,開始大笑。他笑我能相信情緒是真的,而我會努力去相信憤怒、仇恨、悲傷、痛苦和折磨是真的這一想法。

第一次與尊者的會面是在達蘭薩拉的一個房間,如今我在同一個地方經常與他見面。我不認為初次見到他的感覺在多年後有產生多大的變化。在他面前我依舊不可理喻地緊張,並且把各種情感和想法加諸在他身上;就這點他早已習慣。因為他的誓願是如此強大、無所不包,故他能很輕鬆地解決這些事。他非常有效又巧妙地直擊核心問題,因為每個想見他的人只有一個理由:讓折磨從意識中釋放出來。

我的生活在第一次見到尊者後徹底改變 。這毫無疑問。我並不是感受到,「噢!現在我要把自己擁有的一切送走,然後去寺廟裏住。」但是,挺自然的,我覺得這是我該做的——和這些上師一起修習,學習這個傳統,去學習任何我能學到的東西,徹底讓自己投入。自那時起,儘管有著各種程度的認真與承諾,我還沒真正離開過修行的道路。

馬文:尊者他老人家是以一對一的方式傳授佛法於你嗎,像許多佛教上師般,用各種方式切斷你的神經,還是他以自身存在的例子教導你更多?

李察:毫無疑問,他老人家是我的根本上師,他間或對我相當嚴厲。我不得不向那些有時對尊者有著相當浪漫想法的人解釋他有時候對我有歧見,但表現的非常有技巧。當他這麼做時,我不是說他表現的方式讓我愉悅,而是他絲毫沒有自我中心。我很感激他信任我,毫不留情地,像鏡子一樣。你要知道,第一次見面時並不是這樣子;我覺得他意識到我是多麼脆弱,因此小心翼翼地對待我。如今我覺得他感受到我對佛法教義的認真程度有所提升,而我對佛法教義的決心也增強了。他可以對我更為苛刻。

馬文:格魯派特別強調分析法。是甚麼吸引你修習更為知性的方法呢?

李察:是的,這很有趣。我想我很可能會本能地被佐欽(寧瑪派的大圓滿教義)吸引。我覺得吸引我修禪的直覺是引導我走向佐欽教義的相同直覺。

馬文: 空界。

李察:非概念。直接進入非概念空界。最近我有幸得到一些佐欽上師的善心教導,而我認識到佐欽如何強化了我學習的其他形式的冥想法。很多時候,大圓滿讓我醍醐灌頂,給予我一個嶄新的視野,允許我看到一種因為慣性和基本惰性而跌入的侷限性軌道中。

但總的來說,我覺得修習格魯派傳統對我來說是較為明智的選擇,雖然空界在哪兒都是空界。我覺得分析法門——有點像找尋非空無邊處——非常重要。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個人能從理智思想的秩序中獲得穩定。當空界不存在,知性的修習仍舊能讓你感到鼓舞。我仍舊會陷入情緒不穩,起憤怒心的狀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進入純粹的白色空界困難重重。因此,思想上通過分析性的法門修習額外有益處。它是一種非常清晰的,能夠讓人依靠的修習法,非常穩定。

馬文:你修習的進展是甚麼?在你進入金剛經的修行道路上,到何種程度才能讓你談論它?

李察:我不太願意談論這個問題,因為,第一、我所知有限;第二,做為一位名人這樣的話題會被斷章取義,有時候毫無益處。我能說的是,我所修習的任何形式的冥想法,依舊涉及了基本形式的庇護、世代承傳的菩提心(了悟心)以及對他人無私奉獻的品質。不論我的上師允許我聆聽的教義是在何種程度上,它們依舊涉及了這些最基本的形式。

總的來說,密宗對我來說已不再是那麼浪漫的了。它似乎變得更熟悉。當一個特定的真實想法變得更平凡,就變成修行過程中有趣的階段。我不是說它是一種普通或世俗觀念的平凡,但我能感知到它與我之前所認為的真實一樣的平凡。我能相信自己的感知。

馬文: 甚麼佛典對你影響至深?

李察:我認識的一些人總是要我推薦關於佛教的書籍。當有人問我「我要如何開始?」,我總是建議《禪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我都會推薦尊者的書。他的《慈悲與智見(Kindness, Clarity and Compassion)》非常好。書裏有許多精彩的教義。傑弗理·霍普金斯的《密宗的區分(The Tantric Distinction)》非常有益。太多好書了。

馬文:你經常去印度。這是否為你提供在一個較為清靜的環境中修行的機會?

李察:事實上可能更為分心!當我去印度,我只是一個簡單的學生,就像其他人一樣,但我同時也是個有能力幫助他人的人。我人在印度時會面對許多需要幫助的人,而我很難拒絕。所以每回當我在印度時,不是我生命中最安靜的時刻,但是純粹置身在一個每個人都專注於佛法的環境中,而尊者是這分專注的中心點,確實奇妙非凡。

馬文:當你在達蘭薩拉時,你有機會向達賴喇嘛或其他上師學習嗎?

李察:我會儘量和我的上師們見面。一些上師是住在山林中的隱士,但當尊者弘法時他們會下山出席法會。這是個能讓彼此敘舊聚會的時刻,純粹為了記住。對我而言,這意味著記憶。這裏的生活充滿了各種不可置信的干擾,又容易使人分心。去達蘭薩拉是一個能讓人記住的機會,真確地,我們的任務是什麼,我們為何存在。

馬文:而你投身於一個公眾認為十分耗時、高功效、甚至競爭激烈的電影製作世界。

李察:確實如此。但這和其他人的生活一樣,沒甚麼分別。只是被媒體報導了,僅此而已。同樣的情緒。同樣的痛苦。同樣的問題。毫無區別。

馬文:在這些世界來回往返,你是否認為自己的生活有著分裂性質?

李察·基爾:我發現在事業中,在普通家庭生活中,我有著越來越多的參與,而這是深化我內心佛法教義的一個巨大挑戰。

如果我沒有到市場上去,我沒有辦法真正面對隱藏在我內心的黑暗角落和縫隙。我就是無法看到它。我並不那麼堅強;我也沒那麼聰明。我需要生活來告訴我我是誰,不斷向我展示我的心。我無法在山洞裏看到它。我的問題是,我或許只能找到一些無憂無慮的狀態,如果我能夠,並停留在那。這將是死亡。這不是我想要的。正如我所說的,我不是一個出色的修行者。我對自己相當瞭解。留在俗世裏是為了我自己好。

馬文:除了鍛鍊你的心,努力成為一個好人,你是否有任何具體的方法嘗試把佛法帶入工作中?

李察:嗯,太多了!太多胡扯的東西。

馬文:沒錯。但這些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挑戰。我只是好奇你是否嘗試把佛教觀點帶入特定的電影世界裏?

李察:在電影裏,我們扮演現實中的片段,同時意識到時間和空間的片段。我認為它適用於修行上,能夠釋放心。電影裏沒有真實的東西。沒有。甚至投照影片的光粒子也無法證實是真的存在。甚麼都沒有。拍攝時我們知道它不是真實的;我們是變把戲的魔術師。但我們卻自我捲入它是真實的這一想法中——這些情緒是真實的,這個實體是真實的,攝影機補抓到一些現實。

另一方面,有一些奇異的感覺,就是攝影機能看到的東西比我們肉眼能看到的還更多。它用一種方式透視我們一般上看不到的東西。因此,在攝影機前有個在普通生活中無需忍受的脆弱性。所以在攝影機前有一定的壓力和擔憂。你被看到,你真的是被看到,而你無處可躲。

馬文:但是你不可能實際上把這些拍攝入電影內…..?

李察:你的意思是說在整個拍攝過程中都在施教嗎?這麼說吧,我覺得這些東西過於神秘,根本無法有意識地做到。答案是沒有。無疑地,我是個力有未逮的學生,我擁有許多(上師們傳授的及佛典上學來的)教義,而我對一些教義深信不疑。通過某種方式,它們被傳達出來——不是因為我,儘管不是我本人的意思。因此我認為有一些益處。就像其他人一樣:任何在無數個終生感動過他們的積極能量將會以某種方式出現。當你直視他們的眼睛,當攝影機使用特寫近攝鏡頭時,一些奇異的東西會出現。沒有辦法寫出來,沒有辦法計劃它,但攝影機會比坐在桌子對面的人更能通過不同的方式補抓它。

馬文:你對自己做為佛法發言人感到自在嗎?

李察:佛法發言人?我決不會接受,也永遠不會。我不是佛法發言人。我缺乏所具備的素質。

馬文:但是在公開場合中你經常被問及做為佛教徒的角色。

李察:我只能以一位修行者的身分談論它,以自己有限的觀點。雖然我已修習佛法許多年,但我不確定如今知道的是否比以前更多。我不確定自己能自如地把持情緒;我對自己的心所知有限。我和其他人一樣感到迷茫。為此,我肯定不是個帶領者。在實際過程中,我談及這方面的事,但只是在我的上師們傳授於我的層面上。僅此而已。

馬文:但當有人問你關於佛教的東西時,哪些讓你重複提及的主題你認為有助益,例如慈悲心?

李察:毫無疑問。我多數會探討智慧和慈悲的一些形式,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可以探討——擴展我們的思想、擴大我們的內心。在一些程度上希望能把整個宇宙包含在我們的思想內,把它也同樣包含在內心,通過慈悲心,希望兩種品質同時出現。密不可分地。

馬文:你這話讓我想到,我見到尊者時感受到的一些東西。他當時在講授慈悲心,一個他經常弘揚的品質,但是我無法不去想,如果他對更廣大的觀眾講授佛教徒對智慧心的理解,就是,虛無。我好奇將會發生甚麼事——如果這位受人尊敬的精神領袖對世界說,對了,你知道嗎,所有這一切並未以實質的形式真實的存在過。

李察:嗯,佛陀有許多轉法輪,而我認為尊者的角色也有著相同的作用。如果我們完全迷失在自己的動物本能上,最佳的方法是開始學習行善。某人問尊者,你如何教導孩童去關懷和尊敬眾生?他說,看你是否能讓他們愛護和尊敬昆蟲——一種我們本能反感的動物。如果他們能夠看到昆蟲有基本的感知力,全面的,通過基本的善心,那麼將是重大的一步。

馬文:我在某處讀到達賴喇嘛說他認為母愛是愛與慈悲心的最佳象徵,因為母愛是至誠無私的。

李察:甘露。就是甘露(金剛乘修行中,精神上的祝福是甘露造訪冥想者的形象)。這是母奶,來自母親的身體。毫無疑問。

馬文:雖然你對佛法的討論小心謹慎,但對西藏爭取自由的問題卻是個激昂熱情的發言人。

李察:對西藏自由的問題我已經歷過多個不同的階段。二十年前我可能感到的憤怒如今已大不相同。我們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人,所有人——希特勒、中國人、你和我,我們對中美洲做過的事。這些問題不是因為人類的無知才釀成的。要說有甚麼的話,中國人純粹是對他們自己的未來製造可怕的惡業,我們倒是無法不對他們產生憐憫。

每當我與曾在中共政權下坐過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牢獄的藏人談話,他們徹底發自內心對我說,問題比對他們施以酷刑的施暴者還要巨大,他們對付諸動物本能的施暴者感到憐憫並產生慈悲心。在這樣的智慧心和思想面前——讓人再也無法回到無知的狀態。

馬文:總的來說,一整個民族讓如此的精神感染,真是了不起。

李察:我確信是國家導向的關係。明顯地,國家與寺廟密不可分也產生問題。但我深信(歷代)偉大的朱古表明了要實際創造一個根植於這些想法的社會。他們的體制設計是為了培養有善心的人;社會中的每一件事物都參與其中,滋養它。它變得腐朽——有過一段壞的時期和好的時期,諸如此類。但社會的宗旨是為了培養有善心的人,菩提心,創造一個能讓修行的人達成覺悟的深厚環境。你能想象這樣的事在美國發生嗎!我的意思是,我們沒有能達成覺悟心的框架。我們有著非常深厚的基督教和猶太教傳統,一個是慈悲心,一個是無私。都是好人。但是我們缺乏一個激發覺悟心的環境——徹底的解脫。

馬文:在審視人權侵犯如何走到世界意識的前列中,例如在西藏和南非之前,名人投身於這個事業上,拿你來說,能夠純熟運用自己的名氣一直是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李察:我希望事實是如此。感謝你這麼說。這是個奇特的情況。之前我曾參與了中美洲和其他政治和侵犯人權的事務,從這些經驗中我學到一些如何與國會及國務院合作的知識。但這些經驗無法用在西藏運動上。在過去西藏過於遙遠,而以前美國人對於過去發生在西藏的事件的參與非常有限。

我也發現在政治運動這方面尊者的角色有點棘手。它是個非暴力運動,這本身來說就是個問題——非暴力上不了頭版。而尊者不把自己視作甘地;他不製造引人注目、歌劇式誇大的情況。

為此我們採取了一個更為穩固的方式。沒有誇大。而是小心翼翼,一小步一小步地前進,建立真相,而我以為也因為這樣,它的影響更深入。參與其中的各國議員、國會議員、法律制定者和部長等都傾注全力,遠遠超過他們一般上相信並支持的事業。

我覺得尊者的的話語和教導蘊含的普世性讓這問題大於西藏問題。當尊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西藏問題有了巨大突破。他再也不只是個藏人;他是屬於世界的。我們之前談到媒體的鏡頭關注甚麼樣的事件——僅僅一張尊者的照片似乎傳達了大量的信息。僅看一眼他的臉孔。醒目非常,同時也坦誠非常。你能想象若能見到佛陀的樣子會是甚麼情況。只看到他的臉孔就能讓你比其他人向前邁進多步。我認為我們做的許多事只是讓尊者置身其中,讓他能儘量感動更多的人,而他也不負所望——以一顆精美絕倫的菩提心。

我一再重複西藏在進程中會被關照,但這涉及到每個生命,只要我們把目光鎖定在該份力量上,西藏將不會有問題。當然西藏有當前的問題須要解決。就這些問題我們都一直在處理。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與中國政府保持一個更開放的溝通對西藏問題能有所進展,但克林頓總統訪問中國時激發的樂觀卻未見成果。實際上,藏人,以及親民主的中國人,自八十年代以來,自天安門大屠殺後,面臨了最殘酷時期。

馬文:我經常對尊者強調的一點留下深刻印象,這和我的上師創陽仁波切在香巴拉教義裏教導的非常相似。我們須要一個基於人類天性的簡單真理,能超越任何特定宗教的普世靈性,否則不需要確立宗教。這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李察:嗯,我認為這是真的。尊者說,我們擁有的一個共通點是對善良和同情心的欣賞;所有的宗教都有此特質。愛。我們都向愛倚靠。

馬文:但除此之外,他指出數以億計的人完全沒有宗教信仰。

李察:但他們有善心的宗教。他們有。每一個人都響應善心。

馬文:一位重要的宗教領袖實際上擁護無宗教者的宗教真讓人著迷。

李察:當然,這讓他比西藏更偉大。

馬文:這讓他比佛教更偉大。

李察:偉大得多。佛陀比佛教更偉大。

馬文:你有能力支助佛法和與西藏獨立相關的一些項目。

李察:我處在一個獨特的位置,恰好我的基金會有一些錢,因此我能夠為各個團體提供一些定金,讓他們的項目得以實施開來。支持佛法典籍對我來說重要非常——翻譯、出版——但我以為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資助佛法的傳承。協助尊者,在蒙古、印度、美國和其他地方幫助提供教學——沒有甚麼能比這件事更能帶給我喜悅。

這個夏天我們做的一個項目是尊者的弘法大會,將在紐約舉行,為期四天。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是尊者正式的蓮花戒法會,《冥想的中觀(Middle-length Stages of Meditation)》和《菩薩三十七種修行之道(The Thirty-seven Practices of the Bodhisattvas)》。將在燈塔劇院舉行,屆時約有三千張門票出售。我肯定門票很快就會售罄。如果公眾無法買到門票,可出席十五日在中央公園舉行的免費公開弘法大會。我們估計中央公園能容納二至四萬人,為此想出席大會的人將能夠出席。尊者將會講解《修心八頌(Eight Verses of Mind Training)》,一個非常有效的修心教義,實際上是我最喜愛的。之後尊者將會傳授一個相反的教義,能賦予長壽的百度母。

我看過尊者傳授這一類的菩提心弘法,沒有任何人能夠離開而不淚光閃動。它是如此的動人心弦。去年他在菩提迦耶傳授庫努喇嘛(Kunu Lama)的《頌讚菩提心(In Praise of Bodhicitta)》——是首長詩,此刻想來,我要開始哭了。它是如此的美麗。當他開始傳授自己的上師庫努喇嘛的《頌讚菩提心》時,撲簌一聲,通過一種絕妙的方式,我們進入了他的心。一個不可說、不可思量的地方。虛無。你置身在菩薩面前。我有許多傳授精妙智慧的上師,但見到一個真正擁有大菩提心,真正擴展的菩提心(是不可求的)。

我相信尊者將在這次的法會上傳授些佛法教義。這讓人感動。

1999年5月1日發表於《獅子吼(Lion’s Roar)》雜誌
Richard Gere: My Journey as a Buddhist
翻譯:鄭玉萍 | 2014年11月
此譯文未尋求作者准予翻譯

和平步步行: 一行禪師生命中的勇氣與慈悲

從飽經越戰苦難的前線和平活動家到顯赫的世界級佛教導師,一行禪師把他的一生貢獻於和平與佛法中。

在七艘裝滿食物的船上,一行禪師和一小隊義工向邱邦河(Thu Bon River)的上游划去,直入士兵們互相射殺,空氣中散發著屍體腐臭味的高山內。這組義工隊既沒有蚊帳,也沒有飲用水,他們頂著寒風在船上睡覺和進食白米飯。在這一嚴酷的條件下,曾感染過霍亂和痢疾的一行禪師再次染上同樣的疾病。

那是1964年的南越。在經過數天豪雨過後,該地區的峽谷洪流爆發,水勢湍流不止,四千多人在逃生無望中喪命;數千家園慘遭淹沒。全國動員救災,但受困在沖突地區的災民遭受最多苦難,沒有人——除了一行禪師和他的團隊外——願意冒著被卡在沖突導火線的危險情況下去賑災。

整整五天,義工隊一一走訪受災村莊,為村民分發食品,在遇到傷兵時,他們也不分傷兵派系,皆同樣給予幫助。在面對這一苦難,加上他的國家越南長期遭逢生靈涂炭的悲痛下,一行禪師往自己的一根手指上割去,讓血流入邱邦河。「這,」他說,「是為在戰爭和洪水中喪命的人祈禱。」

人間佛教是通過冥想和修習佛法,把頓悟實踐到社會、環境或政治中以期減輕人間的苦難。一行禪師是公認的人間佛教身體力行者,但是,身為僧人的他在接受《香巴拉太陽》雜誌採訪時說,所有佛教都是入世的:「當炸彈開始往下掉打在人們身時,你不能繼續留在禪堂裡打坐冥想。冥想是感悟認知所發生的事——不僅僅是內心和感情上的,還包括周遭發生的事。」

「當我在越南還是一個見習僧人時,」他繼續說,「我們年輕僧人目睹了戰爭帶來的苦難。因為如此,我們極度渴望通過入世的方式去修習佛法,以期把所學實踐到社會中。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傳統的佛教並不直接提供人間佛教教義。我們只能自己去做。」

為此,人間佛教在越南戰爭之際誕生了,並在西方世界產生了深刻共鳴。一行禪師或“Thay”「先生」(學生對他的親切稱呼), 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佛教導師之一。他也是一位多產作家;他的作品寬廣豐富。一行禪師出版過的作品包括回憶錄、日記、詩歌、兒童故事書和歷史小說等。但是,他最為人知的作品卻是佛法傳授。他深受歡迎的作品包括《和平步步行(Peace Is Every Step)》和《真愛(True Love)》。在這些書中,他分析佛法的根本要義,教導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應用這些佛法教義;他得其他作品則帶有學術性質,例如《割穿妄念的金剛石(Diamond That Cuts Through Illusion)》,是本闡釋《金剛經》的書;而《根基轉化:唯識五十偈頌注釋( Transformation at the Base: Fifty Verses on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則通過主流佛教思想和現代的概念來闡述阿毗達摩(Abhidharma)及傳統佛教就心理學方面的教義。

前佛教和平團契執行董事艾倫·瑟耐克(Alan Senauke)和我談起一行禪師的教誨:「一行禪師的學識非常深厚,毫不晦澀。他把難以理解的教義變得平易近人和生活化。你可以清楚知道該如何去應用這些教義。」

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智慧心(The Wise Heart)》的作者補充說,「一行禪師有能力表述一些我聽過的,最深奧,就相互依存和空無方面的佛法教義。他有著詩人般的才情,能夠舉起一張紙教導我們雨雲、樹和伐樹人都在同一張紙裡。他是把法燈帶到西方社會最重要的掌燈人之一。」

原名叫阮春保(Nguyen Xuan Bao)的一行禪師於1926年誕生在越南中部。在與奧歐普拉·溫芙蕾(Oprah Winfrey)的一次訪談中,他告訴溫芙蕾,說自己童年最美好的回憶大約是在七八歲左右, 他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佛陀的照片。佛陀坐在草地上,面帶微笑,看上去比當時還是小男孩的他所認識的人更平和。禪師決定,他想像佛陀一樣成為一個和尚。開始時,他的父母不願意,認為這將是一個艱苦的生活。然而,在他16歲時,他的父母允許他進入順化附近的一間臨濟宗禪寺修習。

在寺院內,他師從陳貴真實(Thanh Quy Chan That)法師。法師教導他冥想乃通往了悟之門。然而,寺院的生活並沒能讓他全天候學習冥想。所有的人,上至地位高的僧人,下至新進沙彌,都必須遵循一個條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以禪師每日做鏟糞便、打谷和挑水等工作,直到肩膀紅腫為止方能休息。

幾年後,一行禪師正式持戒,並被送往報國寺佛學院(Bao Quoc Institute)深造。但是,基於學院提供的課程缺乏對文學、哲學和外國語言方面的重視,他對學院的教學不滿意。學院管理層拒絕了他就課程改革的建議,因此,他和一組學生離開寺院,然後到西貢的一所寺廟居住,在那裡,他們研究西方哲學和科學,抱著這些知識能夠重振越南佛教的信念。在30年代,青年佛教改革運動已經在越南生根,一行禪師離開寶國學院的決定也顯示了他與佛教改革運動的目標一致。

為了促進改革,一行禪師教導和撰寫佛教知識,他在二十多歲時就已經出版了數本作品,與此同時,他予人耳目一新的思想言論也讓人廣為傳誦。根據他當年的作品,他認為,為了挽救日趨陳舊的佛教,它必須與世界各地並肩進步。第一聖諦,即苦聖諦——是靜止不動的——可是,每一時代的苦難性質也會隨著時代而改變。一行禪師教導:為了讓修行者減輕他們從社會經歷的苦難,他們必須與所處時代所遭逢的苦難有親身體驗。當時越南面臨的嚴峻情況對他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入侵越南,並把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出越南。當日本於1945年投降後,越南出現了權力真空。這使得越南獨立同盟——一個受到越南人歡擁護,由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能夠發起革命。然而,1947年,當大規模戰爭爆發後,盟軍同意法國重建殖民統治。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Bien Dien Phu)戰敗後撤出。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越南被分裂成兩個國家,一為親西方的南越、一為受越共控制的北越——並將在國際的監督下舉行自由選舉,然後完成國家統一。但是,美國擔心選舉將讓共產黨勢力擴展至全國,為此,美國發動越南戰爭以確保選舉無法實現。很快地,事態的發展清楚顯示只有美國的外交力量、經濟和軍事干預才能保全南越政府。

與美國人一樣, 越南的佛教徒擔憂共產黨會接管越南。為了鼓勵佛教徒建立一個統一戰線以支持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南越,一行禪師加入一家鼓勵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雜誌社,任職編輯。在這期間,他還在一份日報撰寫一系列的佛法文章,並召集了數百位和他一樣對越南抱有有相同遠見的人見面;他還創辦了一份佛教雜誌,讀者對象是追求佛教現代化的年輕僧侶。

一行禪師為推進人間佛教所做出的努力招來了保守佛教權派的注意,這些人試圖阻擾他的工作。最明顯的例子是他主編的,在全越南佛教協會( All-Vietnam Buddhist Association)旗下出版的雜誌被迫停刊。這讓一行禪師改弦易轍;他在西貢附近的森林裡創建了一所實驗性小社區——馮波(Phuong Boi)。在他的著作,《芬芳棕櫚葉(Fragrant Palm Leave)》一書中,一行禪師抒情地敘述馮波的生活。「森林裡的早晨如白紙般潔淨,除了緋紅的紙邊,儘是純白。」夜晚則「夜如帷幕」、「深而隱秘」。

在馮波生活期間,一行禪師繼續從事人間佛教的寫作,並到各個寺廟佈道。在一次旅途中,他遇到一位生物學學生高玉芳(Cao Ngoc Phuong)。高玉芳後來成為一行禪師「十三雪松」的一員;「十三雪松」是十三位充滿激情的年輕人,他們追隨一行禪師學習,並全面支持他的工作。高玉芳後來成為真空法師(Sister Chan Khong)。一行禪師吸引了大量學生追隨者,這讓傳統佛教徒倍覺威脅,他們持續不斷地對禪師做出各種抵制。這些反對者多方面阻擾取消他教導的佛教課程。越南政府也同樣對他的行動不滿,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一行禪師逃到西貢,而那些繼續留在馮波的追隨者則被迫遷移到政府軍建立的小村莊。

在遭到一連串變故的刺激之下,一行禪師接受了獎學金,前往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深造,攻讀比較宗教。1962年,他在日記中如此描述:普林斯頓有著與馮波的生活一樣的抒情,「秋高氣爽的季節,微風中,落葉和肩膀相遇。時而金黃,時而殷紅如胭。」然而,禪師害思鄉病,同時敏銳地感受到實驗社區的滅亡。」「普林斯頓是美麗的,」他寫道,「但它沒有馮波獨有的風情。霧不曾群山環繞,它不會讓你彷如站在海的邊緣……普林斯頓缺乏馮波的野性。」

但是,他同時寫道,「我們從來沒有失去過馮波。它在我們心中是一處聖地。」在內心尋找真正的家是一行禪師多年來能夠繼續自我增進的能力,也因為如此,冥想使他成為當今最著名的導師,「我已抵達。我已到家。」他在另一本著作中使用這一名字,「我已抵達淨土,一個能讓我觸摸兒時天堂和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真正的家。我不再對存在和不存在、如來如去、生死等事煩心。在我真正的家里我沒有恐懼、沒有焦慮。我得到平和與解脫。我真正的家是在這裡,在當下。」

1962年,一行禪師偶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裡發現一本舊書,從而引發出他對虛無的深刻頓悟——他開始了一段時間的內觀修練。

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學業後,他搬到紐約,並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職佛教講師,在那裡,他和一位美國研究生共住一間公寓,該研究生向他學習一些越南語,並向他學習吃素。

同年秋天,某個晚上,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書架上發現一本書。一本於1892年出版,並於同年捐贈給圖書館的書,但是,書後頁的借書記錄卡戳印顯示,只有兩人借閱過——第一次是在1915年,另一次在1932年。禪師決定成為第三位借書人,與此同時,他的一顆心讓渴望與兩位借書人會面的願望所駕馭。他們消失了,他意識到自己很快也會消失。他想知道被情緒籠罩下的自己是甚麼,究竟是否存在。然後,他感受到一絲頓悟。後來他在日記中寫下:「如果你打我,對我拋石頭,甚至射殺我,所有關於「我」的一切將瓦解。那麼,甚麼會凸顯呢——淡如煙霧、虛無縹緲,卻非煙霧,也非虛無;既非醜,也非不醜陋;美麗,卻也不美麗……像蚱蜢般,我沒有天賜的思想。」根據一行禪師的解釋,他在越南出家,並且教導了許多不同年齡層的越南佛教徒,但他卻在西方成道。

他祖國的形勢變得日益嚴峻。在1963年4月,信仰羅馬天主教的南越總統吳廷琰禁止佛教徒在佛陀誕生傳統週年紀念日展示佛教旗幟。抗議這一禁令的示威緊隨而至,一些人為此喪命,其他人則遭到逮捕、慘遭酷刑。在六月,釋廣德(Thich Quang Duc)和尚在西貢的十字大街上以抗議形式自焚。那是越南的第一起自焚事件,這自焚事件導致其他人效法。

身在美國的一行禪師為此焦慮不已——他飽受自己因崇高努力所造成的傷害,以及如瓷器做成的灌木叢被折斷等等夢境的折磨煎熬。從1963年的6月至10月期間,為了爭取和平運動得到支持,一行禪師馬不停蹄地接受報章和電視台等媒體的訪問,他還進行了一個媒體廣為宣傳的五天絕食活動。他把從越南方面獲得的有關人權迫害的新聞譯成英語,並在整理彙集成一份文件後遞交予聯合國。

然後,吳廷琰政權在1963年的11月垮台。吳本人遭到政變暗殺。一位曾對一行禪師在推進佛教現代化方面做出的努力抵制過的保守派佛教法師給他發了封電報,敦促禪師回國協助重組佛教。禪師不但考慮了要求,亦大為感動。無常是多麼奇妙啊!他對高玉芳說。

在1963年的12月16日,一行禪師回到越南,並在數星期後向越南統一佛教會(UBC)理事會提交一份三點建議書。請求他們呼籲停止在越南發生的各種敵對行動;建立一所能夠讓國家領導人學習寬容的佛學院;創建一家培訓中心,以培養社會工作者通過非暴力來推動社會改革。但是,理事會只接受了創辦佛學院的建議。高等教育佛學研究所於1964年2月創立,後來研究所易名為萬行佛教大學(Van Hanh Buddhist University)。其餘兩點建議被理事會視為一個詩人的不切實際想法。

然而,一行禪師並不泄氣,在沒有統一佛教會的抵制下,他建立了幾個作為社會改革模式的試點村莊。他鼓勵村民們發展自己的地方經濟、提供醫療保健和教育,教導年輕人通過學習現代化耕作和改進公共衛生等方式自力更生。當統一佛教會看到一行禪師的成功後,他們同意支持他培養年輕人為窮人服務的想法,但卻沒提供任何財政援助。

禪師在1965年9月宣布,青年社會服務學院(School of Youth for Social Service(SYSS))將作為萬行佛教大學的一個課程項目。反響熱烈非常,僅三百學額的課程吸引了一千多名理想主義者的申請。但在1966年,因為擔心禪師與共產黨暗中勾結,統一佛教會撤銷對禪師建議的認可。然而,SYSS因為獲得年輕人的支持而能繼續推行許多為人稱道的項目,其中一個項目,是義工冒著生命危險幫助農民重建在戰爭期間飽經轟炸的村莊。

1966年2月,一行禪師授任六位SYSS領袖,做為一個他命名為為互存會(Order of Interbeing)的新宗教秩序。互存會是個讓佛教修習者——不論男女、僧人和普通教徒——共同致力於社會服務的社區,參與的人每年須接受至少60天的正念訓練,並遵守十四條正念培訓。一行禪師編寫的正念培訓課程,其目地是為過去數千年來佛教徒遵守的數百條傳統戒律提供一個現代化版本。正念培訓課程旨在讓今人佛教徒修習菩提心,而非叛離佛教傳統。

前三條正念旨在克服意識形態的分歧、狂熱、政治或宗教方面的自以為是。第四條正念則鞭策學員不但要冥想苦難,並須積極去減輕難。第五條正念涉及到消費——過簡單生活,遠離酒精飲料——第六條正念注重尋找個人的憤怒心以期能對症下藥,因為憤怒心最能製造深遠的社會苦果。第七條正念,是在所有正念的核心上教導當下正念的重要性,第八和第九條正念則教導正確的言論。最後五條正念涉及到身體的各種感官,敦促會員不可犯上暴力行為,或從事有害的性行為等。

互存會為首次授任的六位成員舉行了個慶祝會。每位成員各獲得一盞手工製作的紙燈,燈上有一行禪師用中文書法寫的字句,如「滿月之燈」、「智慧之燈,」等。六位會員由三男三女組成,高玉芳是其中一位。雖沒有削髮為尼,三位女性選擇了獨身禁慾。而三名男子,選擇了結婚和過普通信徒的生活。由於戰亂,直到1981年後,互存會核心社區未接受任何人加入。今天的互存會已發展成一個達一千多名核心成員的龐大社區。

在1966年5月,一行禪師離開越南,原本他以為短短數個星期的旅程,到後來卻變成了40年的流亡生活。當時禪師離開越南的目的是到美國為康奈爾大學主持越南佛教研討會,並同時進行一個促進和平的演講旅遊,藉以向西方表示越南既不是共產主義國家,也不反共的意見。禪師在此行期間會見了許多包括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William Fulbright)、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和馬丁·路德·金等名人。金後來提名一行禪師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但在6月1日,一行禪師在華盛頓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提呈了和平建議書後,同日,南越政府即刻宣布他為叛徒。在建議書裡,禪師敦促美國停止轟炸越南,提供無附帶政治或意識形態的重建援助。建議書裡提出的其他建議明確顯示,一行禪師不傾向戰爭中的任何一方。這使他成為南北越雙方的敵人。

美國之行後他移居法國,並在巴黎的一個貧民區落腳,在那裡,他成為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團主席。在當時,他和他的小團隊向巴黎公眾傳播越南局勢方面的工作,以及尋找贊助人領養越南孤兒。這在當時是個重要的工作,但對他個人來說,也是個具有挑戰性的時刻。他曾經提到那段日子,形容自己感覺像是細胞從體內分裂般,或像蜜蜂離開了蜂窩似的。他期待能再次回到越南;可是,當北越共產黨在1975年控制南越後,他被禁止回去越南。

1976年,一行禪師到新加坡出席宗教與世界和平大會,在那裡,一隊越南女團員告訴他,因為移民配額的因素,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滯留在東南亞各國的難民營裡,無望獲得任何國家接受。由於許多難民乘坐顛簸小船在大海中逃生,他們因此被戲稱為「船民」。來自互存會的鄧嚴法師(Sister Dang Nghiem)說,「他們像沙丁魚般被裝入船艙。」

因為害怕在共產黨管制下的生活,船民離開自己的國家,但出逃是件極度危險的事。如果政府發現他們逃離(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他們或被監禁,或遭射殺。海盜是另一個海上逃生不得不面對的兇險,一旦遇上,船民無一倖免皆遭洗劫,而婦女則慘遭輪姦,之後若再遇上另一艘船海盜,在無財物可被海盜掠奪之下,船民就會被殺害。鄧嚴法師說:「船民的死亡機率遠比劫後餘生還更大。」

在新加坡,一行禪師從越南女團員口中得知,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多國政府有個驅逐難民船出公海的政策。她們知道有九人即將被驅逐;她們邀請一行禪師做見證人。一行禪師對所見之事十分感動,旋即展開代表船民的工作。他和盟友發起資金籌募會,租了兩艘船,一艘是貨船「羅蘭(Roland)」號,另一艘是油輪「利普特(Leapdal)」號——在短短幾週內兩艘船在公海救出了近八百多位難民。他們的計劃是把難民送到關島和澳洲,如果這兩地的政府在難民抵達後拒絕發出就地簽證,禪師和他的朋友將會邀請記者採訪情況。當這個計劃洩露後,在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難民開始離開難民營,希望能遇上「羅蘭」號和「利普特」號。這事激怒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在項目開始後不到三個月,一行禪師被迫停止代表船民的工作。

儘管如此,一行禪師持續不斷地給予精神和情緒上的幫助,鄧嚴法師說。一行禪師最為著名的詩,《請以種種真實名字呼喚我》,就是在1978年幫助船民時寫的作品。他在詩中如此寫道,她是那位被被海盜強暴,然後被擲入海中的12歲難民;他也是海盗,尚未有愛人的能力。他是大權在握的政治成員;他同時还是勞改營的囚犯。他的結論是:

請以種種真實之名呼喚我,
我才能覺醒,
也才能讓我的心門敞開,
那是慈悲之門。

「這首詩充滿了慈悲心,」鄧嚴法師說,「一行禪師的詩治療了許多船民。這將能幫助他們擁抱痛苦,讓他們能與其他人溝通相連。」

一行禪師還吸引了一小批向他學修習佛法的越南學生追隨者。在1971年7月,他和追隨開始在農村尋找廉宜的物業,最後,他們在巴黎東南部找到一所殘破的房子。該房子後來被稱為「甜薯」。他們逐步修楫室內的各個房間,直到適合居住為止。在1975年,甜薯成為了十一個人常年居住的住宅;房子周圍優美的自然環境為他們治療恐怖戰爭烙下的後遺症起到了作用。

到了1982年,甜薯已經無法無法容納所有想到那裡靜修的人,為此,他們在多爾多涅(Dordogne)地區買下兩片土地;多爾多涅是世上最美味的乾梅李產地之一。他們把兩塊土地各稱為「上村莊」和「下村莊」,兩個村莊後來統稱為「梅村(Plum Village)」。

經過多年的努力,在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後,社區才把梅村發展成今天的規模。在當時,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上村莊」 種植一片梅子園,以便將來能夠賣梅果,以籌集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兒童。1990年,梅果開始收成;到了1992年梅果年產六噸。

社區也與梅樹一樣茁壯成長。1983年,他們舉行了第一個一百七十七位修行者的夏天開幕禮,到2000年,修行者人數達到一千八百人。梅村今天有五個獨立的小村莊,但它仍然是一個樸質的社區。在他的另一本書,《我已抵達,我到家了:慶祝梅村生活20年》,一行禪師解釋說,「我從來沒有想過在這裡建立一個豪華、漂亮的禪寺。當我能賣書賺錢後,我把所得的錢都用在救濟越南的飢餓洪水災民和受害者身上。在我們的社區還有許多人仍然用睡袋睡覺。真空法師仍使用睡袋。在梅村,我過去睡在用四塊磚頭、一張薄木板和超薄的床墊上。這並不妨礙我的快樂。」

一行禪師在美國創辦的第一所禪寺,「鹿苑(Deer Park)」,於2000年正式在加州的愛斯康迪都(Escondido)成立。鹿苑過去是一所戒療所、一個天體渡假勝地、一間犯人拘留中心,它也曾經是一所供警察使用的槍法訓練中心。鹿苑買下該地段時,營房破舊不堪,子彈和垃圾堆積,但周圍環境是丁香和白鼠尾草灌木叢圍繞。真空法師在她的著作,《學習真愛》一書裡提到,「我知道,我們可以把這些醜陋的破爛營房改造成一個美麗的地方,就像當年的梅村一樣。」當然,她是正確的。

一行禪師如今在世界各地有數十萬名學生,在美國,有數百個團體修習他的傳統。2007年,他在紐約的哈德遜河谷創辦了第三所禪修中心,「藍崖寺(Blue Cliff Monastery)」。每隔兩年,一行禪師會前往美國,為東西海岸的禪修中心主持靜修課程,每次的靜修班都吸引上千人參與。一行禪師寫過超過四十五本英語書籍,從暢銷作品到學術著作,不一而足。他還曾教導警察、囚犯和政治家做正念修習。他也領導過和平遊行、發起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靜坐,並激發了全方位的人間佛教運動。

2005年的1月11日,一行禪師終於有機會再次踏上越南土地。在僧伽成員的陪同下,他的足跡踏遍全國各地,與越南人聯繫溝通。他特別關注年輕人。

與一行禪師一起訪問越南的松法師(Sister Pine)說,「超過50%的越南人口在他離開後才出生,所以他是和全新的一代或兩代越南人接觸。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越南,年輕人視佛教為他們祖母那一代的事,他們只想去大城市,過上西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Thay是少數能夠吸引年輕人的佛教導師,甚至能引導他們追求過寺院的生活。」她繼續說,「但是,他能吸引如此龐大的人群,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接受他的教誨這一事實讓越南共產黨政府震驚害怕。」

在2007年,一行禪師再次拜訪他的祖國,這一旅程他的首要關注點是幫助癒合越南的歷史傷痛。他有各種治療方式,松法師解釋說:「Thay向越南政府提出建議,讓入籍他國的海外越南人能在不須特別簽證的情况下回來,同時建立紀念碑以紀念當年喪命的船民。實際上,治療的要點是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個地區各舉行安魂曲儀式。當時的想法是,通過儀式悼念所有在戰爭中死去的人,不論死者生前屬於哪個政權派系。」

為逝者舉行喜慶似儀式是越南傳統。但由一行禪師率領的,允許紀念因戰爭去世的人所做的儀式卻是頭一遭。據他說,這類集體性治療方法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現在不把苦難和創傷轉化,它們將會被轉移到下一代,」 他說,「下一代人將會受苦,同時不明白根由。現在就把苦難和傷痛轉化掉是最好的方式。」

2008年,一行禪師又再次拜訪越南。然而,自那時起,共產黨政府明確表示不再歡迎他。他在2005年的第一次訪問中,一所名字叫「般若(Bat Nha)」的寺廟住持多次請禪師擔任該寺的住持。禪師告訴該住持繼續留任,但他同意協助住持把寺廟轉換成一所修道院。禪師向政府申請許可證,在批准後由梅村負責修建。

最初,般若修院有個僅能容納五十人的大堂。在修院住過數個月的鄧嚴法师說,「從2005年到2008年,我們建了五座建築,包括一間可容納三千人的禪堂。然後,我們買下周圍的土地,把寺院面積擴展了三倍。政府想不到般若修院會發展修建得如此之快,也無法預見人民的反應。每個星期天,數千人到修院來做正念修習。」 短短的4年時間,一行禪師在修院為五百多名僧尼舉行了持戒禮。

在2008年的年中,一行禪師的影響力讓共產黨政府備受威脅,他們開始摧毀般若修院。首先,他們命令來自梅園的僧尼離開;然後,他們要求在修院修習的越南人離開。政府在2009年6月派出暴徒恐嚇居民,對僧人和寺院建築投擲糞便,還掛上寫有「梅園滾回家。你所到之處皆帶來痛苦」的橫幅。到9月時,事態突然惡化。大約一百名警察來到修院,驅逐寺院僧人。兩位年長僧人遭到逮捕,餘下的人被迫在大雨中站立近十個小時之久,不準進食,他們同時還受到性騷擾和虐待。但是,沒有一個和尚或尼姑做出暴力回應。他們在誦經中保持平和。

許多僧人在附近的一所寺廟尋求庇護,但官員追上他們,還威脅寺廟的住持逼迫僧人離開。根據鄧嚴法师說,「不管他們是回家,或躲藏起來,或去其他寺廟,都一直被追緝。他們持續不斷地受到當局的迫害。目前,一行禪師在法國和美國的社區想方設法為這些僧人申請簽證,以期讓他們可以來西方的寺院修習,但這是個進度緩慢,成功不確定的過程。」

驅逐事件發生後,鄧嚴法师告訴我一行禪師花了很多時間做步行冥想。「有時,當我去他的小屋,屋外風大,樹木搖曳,Thay會說,『土地和天空感受到越南那邊的兄弟姐妹們的痛苦。』「我們是有理想和樂觀的人。」鄧嚴法师繼續說道。「我們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再有一個像般若修院的地方,但它會以另外一種形式回來。」她微笑著說,「我們將建四百所般若修院。」

2009年夏天,在波士頓郊外的一次靜修期間,一行禪師的肺部受到慢性感染。起初,他以為能夠在波士頓之後,繼續主持在科羅拉多州的靜修班,可是,醫生建議他住院治療,同時接受全面的抗生素療程。經過細心的醫療照顧,禪師的身體很快康復,之後,他立刻投入到正常教學中。現在,「他狀況良好,活力四射,」松法師說。「這八十三歲老人,他讓我們這些三十多歲的人望塵莫及。」

這些日子,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寫作,尤其是在回應般若修院事件上。「我們看到自己是祖先的延續,我們是同一條溪流,不是停滯不前的池塘或湖泊,」 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他把這首作品送給「我般若修院的孩子和遠近各處的人。」

「我們還可以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們的存在,以及他們孩子的存在……我們把自己傳送給我們年輕的兄弟姐妹,以及我們教導照顧的年輕人,不論他們是僧人或普通信徒。我們在彼此的身上互相看見。我們有機會把最美麗健康的自己傳送給他們,這是多麼大的喜悅和滿足感啊……我們、我們的祖先、我們的孩子一起匯聚成一條溪流。沒有分離、沒有遺憾。」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香巴拉太陽》雜誌2010年7月刊,頁36。譯文獲得香巴拉太陽主編安德烈·米勒授權 。原文:Peace in Every Step: Thich Nhat Hanh’s Life of Courage and Compassion | Published: Shambhala Sun | July 2010

《香巴拉太陽(Shambhala Sun)》是北美一份關於佛教、文化、禪修和生活的雙月刊,由非盈利機構香巴拉太陽基金會(Shambhala Sun Fundation)出版。基金會也同時出版讀者對象為佛教徒的《佛法(Buddhadharma)》雜誌。
註:《香巴拉太陽》雜誌和基金會於2016年初易名《獅子吼(Lion’s Roar)》。原文新地址:http://www.lionsroar.com/headline-july-2010/.。原文最後三節似乎在獅子吼位置的新原文內被刪除了。

馬拉拉聯合國大會演講稿

2013年7月12日,16歲生日的馬拉拉·尤薩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 )在聯合國大會上,為「馬拉拉日」發表演講

以最善良,最慈悲的真主名義。

尊敬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先生,尊敬的(聯合國)大會主席耶雷米奇(Vuk Jeremic)先生,尊敬的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先生,尊敬的長輩和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祝願你們平安(Assalamu alaikum)。

繼一段漫長時日之後,今日我很榮幸能再次發言。能在此與可敬的諸位聚集在一起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時刻,我也很榮幸能在今日穿戴已故貝娜姬·布多(Benazir Bhutto)的披肩。我不知道該從哪兒開始我的演講。我不知道人們會期望我說些甚麼,但是,首先,感謝真主讓我們所有的人都平等,也感謝每一位為我禱告,冀望我快速康復和過新生活的人。我無法相信人們向我展現出如此多的愛。我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份問候卡片和禮物。感謝所有的人。感謝孩子們,他們天真的話語鼓勵了我。感謝我的長輩,他們的祈禱讓我變得更堅強。我要感謝在巴基斯坦、英國和阿聯酋政府的醫院裏照顧我,幫助我恢復健康和重獲力量的護士、醫生和職員。

我全面支持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領導的全球教育優先計劃,還有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和尊敬的大會主席耶雷米奇先生的工作。我感謝他們持續提供的領導能力。他們不斷地激勵我們作出實踐。親愛的兄弟姐妹們,請記住一件事:馬拉拉日不是屬於我的日子。今日——是屬於曾經為自身權利說話的每一位女性,每一位男孩,以及每一位女孩。

數以百計的人權活動家和社會工作者不但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同時也努力去實現和平、教育與平等之自我目標。成千上萬的人遭受恐怖份子殺害,數百萬人因此而受傷。我只是其中的一個。

為此,我站在這裏,一個女孩,於人群之中。我不是為自己說話——我是為所有的女孩和男孩說話。我在這裏大聲說話——不是因為我可以高聲吶喊,而是為了替那些無法發聲的人說話,讓人們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我為那些為自己的權利抗爭過的人大聲說話:他們能過和平日子的權利。他們能被人尊嚴對待的權利。他們能享有平等機會的權利。他們能接受教育的權利。

親愛的朋友,在2012年10月9日,塔利班往我的左額開槍。他們也射殺我的朋友。他們以為子彈將會讓我們沉默,不過,他們失敗了。從那一沉默之中響起了成千上萬的聲音。恐怖份子以為他們能夠改變我的目標,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懼與無助。堅定、力量與勇氣誕生了。我還是同一個馬拉拉。我的理想依舊。我的希望亦如故。而我的夢想依然不變。親愛的姐妹兄弟,我不反對任何人。我在這裏演講也不是為了報個人之仇從而對抗塔利班或其它恐怖組織。我在這裏為每一位孩子能接受教育的權利發言。我希望塔利班、所有恐怖份子和極端份子的兒女都能接受教育。我甚至不怨恨射殺我的塔利班成員。

即使我手上有支槍,而他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會射殺他。這是我從穆罕默德先知、耶穌和佛陀身上學到的慈悲。這是我從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ohammed Ali Jinnah)身上學到的變革之傳統。這是我從甘地( Gandhi)、帕夏汗(Bacha Khan)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身上學到的非暴力哲學。這是我從父母身上學到的寬恕。這是我的靈魂告訴我:愛好和平,愛每一個人。

親愛的姐妹兄弟們,看到黑暗我們認識到光明的重要。在沉默中我們認識到聲音的重要。同樣地,當我們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Swat),當我們見到槍械時我們認識到筆與書本的重要。「筆比劍鋒」這一睿語如是說。確實如此。極端主義者害怕書與筆。他們害怕教育的力量。他們害怕女性。他們害怕女性聲音的力量。這就是他們最近在奎塔達(Quetta)的侵襲中殺害14位無辜學生的理由。這也是他們殺害女教師的原因。這也是他們每日炸毀學校的原由,因為他們從過去至今天一直都在害怕我們能為社會帶來的改變與平等。

我記得學校裏有一位小男孩,記者問他,「為什麼塔利班反對教育?」他指著自己的書本簡單地回答:「塔利班不知道這書裏寫了甚麼。」他們以為真主是個會把槍指向去上學的人的頭部的微小保守者。這些恐怖主義份子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濫用伊斯蘭教的名義。巴基斯坦是個熱愛和平民主的國家。普什圖人( Pashtuns )要他們的女兒和兒子接受教育。伊斯蘭教是個推崇和平、仁善與手足情誼的宗教。讓每位孩子上學是它的義務與責任,伊斯蘭教是這麼說的。和平是教育之必要。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特別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恐怖主義、戰爭和衝突阻撓了孩子就學的機會。我們對這些戰爭感到疲倦不堪。在很多方面和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女人及孩子飽受摧殘。

在印度,無辜和貧困的孩子是童工受害者。在尼日利亞,許多學校慘遭摧毀。在阿富汗,阿富汗人遭受極端主義的影響。年輕的女孩必須做家務童工並且在年幼時就被逼迫結婚。貧窮、無知、不公、種族主義和基本權利的剝奪,是男女都得面對的最大問題。

今天,我關注女性權益和女童教育,因為她們承受最多的苦難。曾經,女性活動家要求男性為她們爭取權益。但是,這次我們會為自己爭取權益。我不是在告訴男性不須再為女性權益發聲了,我是在關注女性的自主獨立並為她們抗爭。那麼,親愛的姐妹兄弟們,現在是為自己說話的時候了。今天,我們呼籲世界各國領袖必須改變他們的政策方針以支持和平與繁榮。我們呼籲各國領袖制定和簽署的所有協議必須保護女性及兒童的權益。違背婦女權益的協議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呼籲所有的政府確保每一位兒童都能接受免費和義務的教育。我們呼籲所有政府對抗恐怖主義和暴力。保護孩童,讓他們免於暴行和傷害。我們呼籲先進國家支持並擴展女童在發展中國家接受教育的機會。我們呼籲所有的社區心懷寬容、拒絕基於種姓、教義、派系、膚色、宗教或議程的偏見,確保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讓她們茁壯。當我們中的一半人遭到阻撓我們無法徹底取得成功。我們呼籲處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勇敢起來,去擁抱她們內心的力量,去實現她們最大的潛能。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為了每位孩子的璀璨未来我們要求學校和教育。我們會繼續旅程,朝和平與教育的目的地前進。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們。我們會為自己爭取權益,我們會為自己的聲音帶來改變。我們相信發自我們話語的感染力和力量。我們的話語可以改變全世界——因為我們眾志成城,為教育事業團結奮鬥。如果我們要實現目標,那麼讓我們利用知識這一武器自我激勵,讓我們通過團結的友愛自我保護。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們不可忘記數以百萬計的人在貧困、不公和無知中遭受苦難。我們不可忘記數以百萬計的失學兒童。我們不可忘記我們的姐妹兄弟等待著一個璀璨與和平的未来。

那麼,讓我們開展一場對抗文盲、貧困和恐怖主義的壯麗抗爭,讓我們撿起我們的課本和筆,它們才是威力最強大的武器。一個孩子、一位教師、一本書和一支筆可以改變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教育為先。謝謝大家。

註:初稿翻譯是依據英國衛報發表的馬拉拉演講文章。轉到此網站時才發現衛報的版本與原演講稿有所出入。文中連結的一段乃出自原演講稿。

我的朋友圖丹歐珠

原文“My Friend, Ngodup”登於印度著名雜誌 “Outlook India”,並徵得作家Patrick French允許中文翻譯許可。譯稿最初發佈在我為自焚藏人製作的網站,Faces of Tibetan Self-immolators。譯稿完成於2013年9月22日。

我初次去印度歇馬奇邦的達蘭薩拉是在1986年,在我20歲生日後的數週。我特別喜愛麥克勞德·堪吉(McLeod Ganj)這一寧靜村莊——藏人經營的茶館、身穿絳紅色袈裟的喇嘛、村莊的簡單生活以及遠處的群山萬豁。我決定在隔年的大學暑假期間回到村莊渡過。

我在一家位於麥克勞德·堪吉半山腰的尺覺林寺租了間房,並在那裏渡過好幾個月時光。每日,我會花數小時在佛課上,之後在西藏史籍檔案圖書館讀書寫作,渡過一天。在當時,我對西藏歷史與文化,以及它讓中國人消滅的方式特別感興趣。為此,除了在撰寫一部毫無計劃的小說外,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閱讀和與流亡藏人交談上。

尺覺林寺大約有一百位喇嘛。一些是50年代自中國共產黨入侵西藏後從喜馬拉雅山脈翻山越嶺逃亡至印度,如今已頭髮斑白的老兵;另一些是年齡大約9至10歲的光頭小喇嘛;其中一位男子看起來像是在寺廟裏居住,但卻不作喇嘛裝扮,他偶爾放牧牛羊,或搬柴,或提拿食物。

他是個靦腆安靜的人,對自己沒有信心。一些時候我倆彼此參雜使用破碎的英語和藏語交談,這讓他感到尷尬;我猜想他覺得與外國人交談有點奇怪。他的名字是圖丹歐珠;他是個退役軍人,曾參加過孟加拉解放戰爭,在印度沒有親人。他為寺廟做些雜活以換取一小塊土地,並在該土地上建了間小屋居住。1959年流亡印度後,他和許多藏人一樣,在糟糕的環境下當造路工人。

他有著一張歷盡風霜,佈滿經歷的臉孔。再回想當時,我覺得他有著一張生命被各種政治事件摧毀所造成的臉孔。

歐珠在印度軍隊旗下的藏人前線武裝部隊裏學會炊事。一位喇嘛建議他或許能為客居寺廟,包括我在內的六或七位外國遊客提供伙食以賺取一些生活費。我同意幫助他這一計劃,在與歐珠多次商量後——他同意收取微不足道的價格,而我認為腰纏錢財的外國人是能收取不錯盈利的好對象——我們草擬了一份由我負責手寫的菜單,並復印了數份:茶、咖啡、煎蛋、煎餅、疙瘩麵、湯、饃饃、牛油烤麵包等。「餐館」生意不錯,歐珠總是無來由地擔憂,或許像前軍人想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般地過於擔憂。夏天結束後,我離開尺覺林寺回到英國,並沒把他放在心上。

約兩週前,就在4月27日,當印度警隊在簡塔·曼塔爾(Jantar Mantar)驅逐一群絕食抗議的藏人時,圖珠在人群中吶喊:「達賴喇嘛尊者萬歲!西藏萬歲!」之後他向前跑,往身上澆氣油,然後點火於自己的身上。雖然他全身上下徹底被燒傷,卻在痛苦中煎熬了兩日才去世。

60歲的圖珠自焚照片出現在世界各國報章頭版,西藏再次成為頭條新聞,雖然這次意味著新的軍統橫掃藏人流亡社區。達賴喇嘛承認他的「中間道路」同中國方面打叫道未見成果:「這一無奈源於藏人逐漸從地球上被肅清這一事實,過去廿年我為藏人自治做出各種努力,但我失敗了。」

無疑地,許多藏人,尤其是流亡社區年輕一代的藏人,認為只有激進的方法才行之有效。當國際社會普遍支持藏人的訴求,他們想要看見實質成果。當警察介入,六位絕食者已接近死亡邊緣,要求聯合國促進一個西藏問題和平協議,並在爭議地區舉行公投決定它的未來地位。

印度政府發現自己在西藏問題上左右為難。與歐洲各國及美國不同的是,印度的安全問題直接受到與中國關係惡化的影響:採取克林頓式的態度不是個選擇。自1962年印中戰爭以來,數十年的不信任和耐心修睦上,沒有任何人——除了喬治·費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外——希望恢復中印間的敵對關係。同此相比,然而,是個不得不讓人承認的西藏事務之正義問題。極少數嚴謹的歷史學家會對西藏在50年代是個獨立國家持反對意見,同時中共對西藏的恐怖暴行在過去半個世紀一直持續著。這帶給印度政府一個棘手問題,如尼赫魯在50年代時認識到伸出友誼之手於達賴喇嘛的同時也得試圖不得罪毛澤東。

圖珠自焚的直接原因是基於印度政府決定驅逐在簡塔·曼塔爾舉行的長達49天的絕食運動。事實上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即將到德里作五天訪問絕對不是個巧合:流亡藏人參與了甘地式的絕食至死不是印度這東道主願意讓客人看到的景象。毫無疑問,警隊驅逐示威者是不必要的(也是典型的)挑釁行為。西藏青年大會發表的文告提及:警隊的行為殘暴非常,把虛弱的示威者丟進救護車內並踢打試圖阻止他們行為的人。
但是,關於報告提及歐珠自焚是為了抗議印度警方的行為並不正確。藏人社區對抗議不被批准繼續進行感到憤怒,如今依舊是,但歐珠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至少是預先策劃的。他是第二批絕食抗議中的一位,也已準備好若第一批絕食者去世,將即刻加入絕食抗議中。他清楚地在一份說明書上表明了自己的行為是為了引起世界對藏人困境的關注。歐珠是位堅定和決絕的「愛國」藏人;在1995年他參與了達蘭薩拉至德里的和平遊行。

常人很難理解圖珠為何會做出這樣的犧牲:不但願意為國家而死,同時用一種不能言喻的劇痛來犧牲自己。自他去世後,我嘗試去認真思考他的行為。按藏人標準來說他是個暮年老人;未婚,沒後代,一生困苦,在過去近40年來從容不迫地活著。在三月間他告訴友人丹增想要加入絕食抗議的計劃。他簽寫了最後一封把500盧比捐贈西藏青年大會的證明書,並在離開德里前把屋子的鑰匙交給 丹增,告訴他把家中有價值的物品送給西藏青年大會。在簡塔·曼塔爾的絕食抗議期間,他經常與絕食者並坐,為他們扇風遮擋陽光。他準備好願意取代絕食者的絕食抗議。
我相信圖珠早已決定就義犧牲,對他來說引火自焚是絕食至死的加速形式。它是最後的,絕望的姿態,一位無能為力,以為別無選擇,聲音未曾被聽見的人的吶喊。我曾在達卡的難民營見過滯留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比哈爾人的難民有過相似情況,這些難民曾考慮通過自焚以讓世人關注他們面對的絕境。

圖珠如今成為了烈士,他的名字將在西藏自由運動的歷史中出現。他是否是無謂犧牲將有待證明。我想到楊帕拉(Jan Palach)——在1969年在捷克布拉格引火自焚的年輕學生——為了抗議蘇維埃入侵他的家園。今日蘇維埃帝國已瓦解,而楊帕拉依舊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