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圖丹歐珠

原文“My Friend, Ngodup”登於印度著名雜誌 “Outlook India”,並徵得作家Patrick French允許中文翻譯許可。譯稿最初發佈在我為自焚藏人製作的網站,Faces of Tibetan Self-immolators。譯稿完成於2013年9月22日。

我初次去印度歇馬奇邦的達蘭薩拉是在1986年,在我20歲生日後的數週。我特別喜愛麥克勞德·堪吉(McLeod Ganj)這一寧靜村莊——藏人經營的茶館、身穿絳紅色袈裟的喇嘛、村莊的簡單生活以及遠處的群山萬豁。我決定在隔年的大學暑假期間回到村莊渡過。

我在一家位於麥克勞德·堪吉半山腰的尺覺林寺租了間房,並在那裏渡過好幾個月時光。每日,我會花數小時在佛課上,之後在西藏史籍檔案圖書館讀書寫作,渡過一天。在當時,我對西藏歷史與文化,以及它讓中國人消滅的方式特別感興趣。為此,除了在撰寫一部毫無計劃的小說外,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閱讀和與流亡藏人交談上。

尺覺林寺大約有一百位喇嘛。一些是50年代自中國共產黨入侵西藏後從喜馬拉雅山脈翻山越嶺逃亡至印度,如今已頭髮斑白的老兵;另一些是年齡大約9至10歲的光頭小喇嘛;其中一位男子看起來像是在寺廟裏居住,但卻不作喇嘛裝扮,他偶爾放牧牛羊,或搬柴,或提拿食物。

他是個靦腆安靜的人,對自己沒有信心。一些時候我倆彼此參雜使用破碎的英語和藏語交談,這讓他感到尷尬;我猜想他覺得與外國人交談有點奇怪。他的名字是圖丹歐珠;他是個退役軍人,曾參加過孟加拉解放戰爭,在印度沒有親人。他為寺廟做些雜活以換取一小塊土地,並在該土地上建了間小屋居住。1959年流亡印度後,他和許多藏人一樣,在糟糕的環境下當造路工人。

他有著一張歷盡風霜,佈滿經歷的臉孔。再回想當時,我覺得他有著一張生命被各種政治事件摧毀所造成的臉孔。

歐珠在印度軍隊旗下的藏人前線武裝部隊裏學會炊事。一位喇嘛建議他或許能為客居寺廟,包括我在內的六或七位外國遊客提供伙食以賺取一些生活費。我同意幫助他這一計劃,在與歐珠多次商量後——他同意收取微不足道的價格,而我認為腰纏錢財的外國人是能收取不錯盈利的好對象——我們草擬了一份由我負責手寫的菜單,並復印了數份:茶、咖啡、煎蛋、煎餅、疙瘩麵、湯、饃饃、牛油烤麵包等。「餐館」生意不錯,歐珠總是無來由地擔憂,或許像前軍人想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般地過於擔憂。夏天結束後,我離開尺覺林寺回到英國,並沒把他放在心上。

約兩週前,就在4月27日,當印度警隊在簡塔·曼塔爾(Jantar Mantar)驅逐一群絕食抗議的藏人時,圖珠在人群中吶喊:「達賴喇嘛尊者萬歲!西藏萬歲!」之後他向前跑,往身上澆氣油,然後點火於自己的身上。雖然他全身上下徹底被燒傷,卻在痛苦中煎熬了兩日才去世。

60歲的圖珠自焚照片出現在世界各國報章頭版,西藏再次成為頭條新聞,雖然這次意味著新的軍統橫掃藏人流亡社區。達賴喇嘛承認他的「中間道路」同中國方面打叫道未見成果:「這一無奈源於藏人逐漸從地球上被肅清這一事實,過去廿年我為藏人自治做出各種努力,但我失敗了。」

無疑地,許多藏人,尤其是流亡社區年輕一代的藏人,認為只有激進的方法才行之有效。當國際社會普遍支持藏人的訴求,他們想要看見實質成果。當警察介入,六位絕食者已接近死亡邊緣,要求聯合國促進一個西藏問題和平協議,並在爭議地區舉行公投決定它的未來地位。

印度政府發現自己在西藏問題上左右為難。與歐洲各國及美國不同的是,印度的安全問題直接受到與中國關係惡化的影響:採取克林頓式的態度不是個選擇。自1962年印中戰爭以來,數十年的不信任和耐心修睦上,沒有任何人——除了喬治·費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外——希望恢復中印間的敵對關係。同此相比,然而,是個不得不讓人承認的西藏事務之正義問題。極少數嚴謹的歷史學家會對西藏在50年代是個獨立國家持反對意見,同時中共對西藏的恐怖暴行在過去半個世紀一直持續著。這帶給印度政府一個棘手問題,如尼赫魯在50年代時認識到伸出友誼之手於達賴喇嘛的同時也得試圖不得罪毛澤東。

圖珠自焚的直接原因是基於印度政府決定驅逐在簡塔·曼塔爾舉行的長達49天的絕食運動。事實上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即將到德里作五天訪問絕對不是個巧合:流亡藏人參與了甘地式的絕食至死不是印度這東道主願意讓客人看到的景象。毫無疑問,警隊驅逐示威者是不必要的(也是典型的)挑釁行為。西藏青年大會發表的文告提及:警隊的行為殘暴非常,把虛弱的示威者丟進救護車內並踢打試圖阻止他們行為的人。
但是,關於報告提及歐珠自焚是為了抗議印度警方的行為並不正確。藏人社區對抗議不被批准繼續進行感到憤怒,如今依舊是,但歐珠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至少是預先策劃的。他是第二批絕食抗議中的一位,也已準備好若第一批絕食者去世,將即刻加入絕食抗議中。他清楚地在一份說明書上表明了自己的行為是為了引起世界對藏人困境的關注。歐珠是位堅定和決絕的「愛國」藏人;在1995年他參與了達蘭薩拉至德里的和平遊行。

常人很難理解圖珠為何會做出這樣的犧牲:不但願意為國家而死,同時用一種不能言喻的劇痛來犧牲自己。自他去世後,我嘗試去認真思考他的行為。按藏人標準來說他是個暮年老人;未婚,沒後代,一生困苦,在過去近40年來從容不迫地活著。在三月間他告訴友人丹增想要加入絕食抗議的計劃。他簽寫了最後一封把500盧比捐贈西藏青年大會的證明書,並在離開德里前把屋子的鑰匙交給 丹增,告訴他把家中有價值的物品送給西藏青年大會。在簡塔·曼塔爾的絕食抗議期間,他經常與絕食者並坐,為他們扇風遮擋陽光。他準備好願意取代絕食者的絕食抗議。
我相信圖珠早已決定就義犧牲,對他來說引火自焚是絕食至死的加速形式。它是最後的,絕望的姿態,一位無能為力,以為別無選擇,聲音未曾被聽見的人的吶喊。我曾在達卡的難民營見過滯留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比哈爾人的難民有過相似情況,這些難民曾考慮通過自焚以讓世人關注他們面對的絕境。

圖珠如今成為了烈士,他的名字將在西藏自由運動的歷史中出現。他是否是無謂犧牲將有待證明。我想到楊帕拉(Jan Palach)——在1969年在捷克布拉格引火自焚的年輕學生——為了抗議蘇維埃入侵他的家園。今日蘇維埃帝國已瓦解,而楊帕拉依舊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