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

那是一八九四年的三月廿日,我當時人在班達,客居朋友家;他收到一封發自阿傑梅爾的電報:來自美國的安德魯夫人和潘迪達·拉曼拜女士欲在次日於阿格拉會見他。朋友接到電報時已是晚上九時,而距離火車出發的時間僅剩一個時辰。我決定陪他一起前去阿格拉。我們一刻也沒耽誤,倉促地為即將上路的行程打包行李,並在翌日清晨抵達詹西,而後轉道朝阿格拉出發。不巧我們竟碰上興都教徒朝聖的某一重大節日,火車車廂內是一片人山人海,從火車頂至月台上,乘客爭先恐後你推我擠地搶著爬入車廂內。我們買的是二等車廂的位子,但火車在當日沒提供二等車廂,為此,我們進入到幾乎空蕩蕩的頭等廂裡去——車廂內唯一的乘客是一位正在專注閱讀《盎格鲁–印度時報》「先驅者」專欄的帕西男士。

當日的報章登載了一則關於一位歐洲人的火葬故事:來自密魯特的一位文職官員立下遺囑,要求在死後讓遺體火葬,徹底擯棄土葬傳統。他的火葬儀式掀起了一陣轟動。

火葬在印度是件十分普通的事。每名興都教徒死後遺體都被火化,不過,一位歐洲人過世後遺體在印度的土地上火化卻是件稀奇大事。當然,在法國,或是在英國,沒有人會對這般處置遺體的方式感到驚奇;我們讀過,在這些國家,人死後火化遺體其實是基督教的一種儀式。

朋友與我皆對這一故事感興趣;帕西男士於是把報章借給我們讀。我讀了一遍,然後朝廣告欄掃了一眼。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徵求一位有經驗的醫生到拉達克首都列城工作。

我當時正好失業;因為妻子剛大病初癒,仍舊住在班達適應新環境,為此,我當時並不準備接受一份工作。但不知怎的,我心想不妨一試。我在火車上寫了封申請書,當下投寄出去,想看看會有甚麼結果。我以為在收到回覆前會有充裕的時間去考慮此事。

我們按時抵達阿格拉。抵達後,卻發現迎接我們的是令人懊惱的滂沱大雨。那是夜晚時刻,我們搭車前去北溪酒店查看二位女士是否已經抵達。她們已下榻酒店,而我們將在次日清早會見她們。在會面當日,以及接下來的幾日,我們陪伴兩位女士參觀了阿格拉各個著名景點:泰姬陵、阿格拉堡、希金達拉(阿克巴大帝陵墓)和小泰姬陵。拉曼拜女士對阿格拉堡內一狀似微型墓窖的隱祕迷宮最感興趣,因為它使人聯想到傳統上各種施加在那些窮奢極侈的穆斯林女性閨房成員身上的一些令人至為震驚的殘酷故事。或許它展示了「穆斯林妻妾的悲哀」;我們帶著許多引人深思的問題回去班達。

我沒想到自己半認真的申請迅速就收到回覆,也確實沒期望它能優先獲得考慮。然則我在四月八日收到一封駐喀什米爾外科醫生迪恩先生的來信,通知我已受錄用,且希望我盡速於斯利那加報到。我沒料到聘用書來得如此倉促,我妻子的身子依舊虛弱,無法自理,而幾乎所有的朋友都反對我接受這一職務;除非能延期,我打算謝絕。

就在這一關口上,英語及各種印度語言的報章刊登了一則轟動新聞——一位來自俄羅斯帝國的探險家諾托維茨聲稱在赫米斯寺有個驚天「發現」——一冊迄今不為人知的《耶穌基督的生活》之藏文手抄本。手抄本引發興趣的地方在於它涉及到耶穌生命的第十二與第十三年。一些人對此發現存疑;另一些人斷言它確鑿無誤。

我們的耶穌在舞勺之年從猶地亞的土地上消失,並在之後來到了東方的印度探索知識,又與一位婆羅門教徒一同渡過長達十五年的主張,這對慣一聽說「東方來的智者」到猶地亞朝覲升起的正義之太陽的人來說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我讓一股想要弄清究竟是真實事件還是虛假聲明的欲望填滿。在得知赫米斯寺離列城僅廿英里之遙後,我當即決定接受迪恩先生的聘用,即便朋友們做出任何反對,不論我將會遇到任何麻煩。有一件最重要又讓我感到寬慰的事,是關於我的妻子。她暫住朋友家,一起陪伴她的還有朋友的母親及他的妻子。讓妻子留在她們身邊讓我卸下心中大石,因為我知曉她能得到最好的照顧,如此與她兩地相隔使我得以安心。

四月十六日,我從班達動身,直接從坎普爾經勒克瑙,再經撒哈然波爾及拉合爾前往拉瓦爾品底。在拉合爾,由於我的一些親戚住在火車站附近,我不得不在火車站等候約一個時程;我預料這些親戚會反對我的決定,擔心他們會提出各種理由說服我,讓我放棄這一自私的行動,因此,我認為萬全之策是避免同他們見面。於是我繼續朝目的地前進,並在十九日抵達拉瓦爾品底。

印度男人是愛家的男人,他們天生不喜歡離鄉背土。聯合家庭制度源自印度人;一家人聚攏在同一屋檐下,合住、同煮、共進餐。沒有人應當為了健康、財富或任何其他的好事而離開自己的家與家人。為了事業遠走他鄉的進取心對印度人來說不是件與生俱來的事。家喻戶曉的興都諺語,「國外一個完整的麵包抵不上家裡的半個大餅」說明了印度人心繫家庭的觀念。對印度家庭而言,家中的一份子離鄉背土到遙遠的地方謀生是件極為不幸的事。在教育與西方思想的強力影響下,印度人奮力擠入到其他國家——以一種邁向榮耀的方式——遺留下一片愁雲慘霧籠罩家中成員。具有西方思想的人不能體會那些遠去英國深造的年輕印度學子的女家屬所承受的難以言喻之悲苦。那是一種猶如父母親眼睜睜看著寶貝兒子上戰場的錐心刺痛感。

抵達拉瓦爾品底後,我向鐵路作別。「桐軋」(Tonga)——雙匹馬車和「杙喀」(Ekka)——單匹馬車,是兩種唯一能前進喀什米爾的交通工具。然則在這期間路況極其惡劣,在一些更糟糕,難以通行的路徑上,旅客得不時下馬步行。單匹馬車雖更不方便,也更顛簸,不過在車伕的勸說下我決定使用它,因為這能讓我自行背負行李,不須把它留在車座上(如果我乘坐的是雙匹馬車的話)。我僱用了兩輛單匹馬車,一輛供自己使用,另一輛做行李運載。這之後,我即刻啟程朝穆里出發,並在翌日清晨抵達。

在穆里稍做停歇後,我成功勸誘兩位同伴繼續前進,直到十一點我們抵達發格里才作歇息——這裡的下坡路相對來說輕鬆許多。我們從拉瓦爾品底一路顛簸前行,不覺已走了約五十公里的路程,幾乎沒停下來歇息過,亦無需更換得往上攀爬五千英尺,拖曳大量行李的馬。兩匹馬雖然瘦削,一副營養不良的模樣,卻習慣了這樣的勞力活,且不因為漫長的路程或馱沉重的行李而勞累;牠們早已練就了非比尋常的體力與耐性。

我們於廿一日從發瓦里出發到鉤哈拉。鉤哈拉的傑赫勒姆河上有座景色數一數二的橋,是英殖民領土和喀什米爾邦的邊界線。橋的一邊是英屬領土,另一邊是喀什米爾邦的關稅站。

用過早餐後,我們離開鉤哈拉,然後取道垛萊,只行進了兩英里的路,我們發現到前方的道路因近來的連綿雨水而損壞不堪,不能通行。為了能抵達大路,我們不得不把單匹馬車拆卸開來,再由車伕背著各個馬車部件朝丘陵起伏的高地上走。這非同尋常的壯舉前前後後共進行了四次,這一經驗讓我們想到一句興都諺語,「有時船載車,有時車載船」。我們於下午四點鐘抵達多梅勒——兩英里路程的終點,一個我曾於一八八七年任職外科手術醫生的地方。此時此刻,在工程師亞力·艾金森先生的監管下,道路修築工作正在進行中;施工處有個規模不小的工廠,如今已改裝成一家極為舒適,亦是不可或缺的驛站,就座落在路邊。我一刻也沒停留,繼續旅途,直至黃昏時刻抵達加爾里。在加爾里我下榻一間驛站,確保人和馬都得到充足的休息與食物。翌日清晨,我們再度出發。當日的行程十分艱辛,比前一日還來得更艱巨——僅一匹馬駕馭的馬車艱難跋涉了四十八英里的山路。每行至三或四英里的山路,我們就得把馬車拆解,背載一段相當長的路,穿過馬車不能穿行的地方,次第再把馬車銜接上;我們以這種方式越過三個站。途中,我們聽聞了一則同日發生的致命意外,使得我們惶惶不安。一位英國旅人的單匹馬車滑落懸崖,他的「堪薩瑪」(khansama)——男廚師——不幸被淹死,而馬車與馬匹讓懸崖下的湍流給捲走了。

次日雨歇,路況亦較為平順。修路工作正在進行,不過,大自然卻與倒霉的修路工人過不去。在他們能清理出一小段路前,屈服於雪水和暴雨的龐然巨石滾落到路上,堵塞了長達一英里的道路。任憑修路工人付出的一切心血,他們卻是失望頻頻、前功盡棄,甚至郵遞服務也受延誤。

我們抵達歐里,又再次從雨中出發。車伕早已習慣形形色色的意外和危險,他滿嘴盡是諸如此類的故事。從一開始,一路走來,他就對我指出各個發生意外的地方:單匹馬車在此跌落、或雙匹馬車在此翻覆、或馬匹在此失足、或某人在此溺斃。道路與駭人的事故彼此相連。那是條狹窄的險路,一邊是荒涼的山崖,另一邊是幽深的死亡谷——豁開大口的河流。倘若反方向迎面而來兩駕雙匹或單匹馬車,最靠近河流的馬車將陷入危險。如果馬匹驚跳起來,或車輪遭到任何意外,那麼車座及所有的一切都將會被拋擲至懸崖內。河邊鋪有讓道路更安全的石塊,但鋪石工作卻一直荒廢著。

當我們抵達冉普爾時,已是一八九四年的四月廿三日,從這兒開始,旅途依舊是一波三折。廿四日,我們道別冉普爾,並在中午抵達巴拉穆喇。那日,我們不用拆卸馬車,可是雨水把道路沖刷成了泥濘河道;污泥沾染了馬車、馬匹及人,幾乎所有的一切無不泥濘沾身。這結束了單匹馬車的最後行程,我與車伕道別,支付他們一筆豐厚酬金以表謝意。這之後,我對船夫表忠誠,任由他們支配。我在巴拉穆喇僱用了一艘船;我極力勸誘船夫立即向斯利那加出發,他們卻猶豫不決。就在前兩天,一名英國男子不顧惡劣的氣候,匆匆堅持出發,後慘遭溺斃。湖面上狂風颼颼作響把船給打翻了。在費盡了一番脣舌後,我成功哄勸他們出發,又給他們半個時辰做準備。

那是四月廿四日,我們的船於傍晚五點鐘啟程朝斯利那加出發,但在航行不到一英里時,狂風忽然大作,船隻陷入危險。我們只得折返,費力划回岸邊。抵達岸邊後,船夫把船繫於一棵樹,而我只能在一旁自我反省我那令船夫們極度反感的急不可耐性子。

一位看著像老叟的船夫用以一副意味深長的表情對我說,他抗拒我的意願是對的,因為這不是出發的恰當時機,而我們可能得在湖邊通宵守候。我知道「甚麼時候該閉嘴」。午夜時分,天空復又清朗起來,我再次乘機佔這些性格溫厚的船夫的便宜,勸誘他們出發。他們似乎不情願,但我對這些懦弱船夫的認識讓我有勇氣恐嚇他們聽從。於是我們再度出發,並在次日清晨抵達蘇普爾。由於氣候變化無常,我在蘇普爾又多僱用了八名船夫。如今我有十四位船夫為我划船,憑著這十四位划槳手,船在湖面上飛速前進,並順利在廿五日下午五點抵達斯利那加。不久之後,我在布道醫院見到了我的老朋友兼老同學吉迪恩。廿六日,我向駐院外科醫生報到。他給我一封介紹信,讓我交給在皇家溫泉的戈弗雷上尉,又告訴我得在斯利那加等上兩個月,直到去拉達克的道路能通行為止,而我也得準備一些禦寒衣服。

初時我為自己倉促離開印度感到懊悔,因為我將無法在兩個月內抵達目的地;但是,當我坐下來開始閱讀報章後,並在獲知諾托維茨的假定發現在各個宗教媒體上引發了深刻討論後,這一想法立即消失。《印度時報》、《阿拉亞斯時報》、《通神論者時報》,以及反基督教的作家就這一發現洋洋得意地討論個不休,他們斷言說,即便是基督教的創始人也得坐在印度聖人的腳邊,而祂的一切教義只不過是東方智慧的見解。我的熱情又復點燃,一顆心充滿了想要達致正確結論的渴望,想私下做一個獨立的探究。我對「判決」持開放態度,亦頗傾向於諾托維茨,因此對毀謗他的人的論調不太在意。在喀什米爾,我與兩位基督教傳教士兄弟會面——來自英國教會醫院,名氣響噹噹的雅特·內維醫生與恩格·內維醫生。內維兄弟在喀什米爾行醫,上至印度王公、下至貧困農民,都對他們心存感激,一致認為兄弟倆的醫術十分高明,又待人得體。內維兄弟胸懷耶穌精神濟世救人,在病人的心中鋪出了一條道路給他們的主。我欣喜得知,不久之後能有幸在雅特·內維醫生的旗下工作,就在英國教會醫院內。

在斯利那加我也和來自傳教公會的諾勒斯先生見面,我問他對諾托維茨發現的看法。他告訴我已從列城的傳教士處查出這整個事件是個不折不扣的騙局,而諾托維茨本人根本未曾踏足列城,甚至列城附近地區也不曾涉足過。我難以相信。我認為在這樣一個啟蒙時代,一位紳士根本不可能如此編造一個滔天謊言。我以為更可能是傳教士們傾向於反對這一發現,因此對諾托維茨心存偏見。

雖然如此,我繼續留在斯利那加,就住來船屋上。一日,在我沿著姆西花園走時,迎面走來幾位留辮子的人。初時我以為他們是中國人,當我走得較近時,卻意外發現其中一位會說旁遮普話。我藉機與他們攀談,問他們來自何處,為何來斯利那加。在得知他們來自列城後,我欣喜若狂;他們告訴我他們此次陪同一位格西(Kushuk)來斯利那加。我事後得知格西是甚麼樣的地位,不過在當時,我對格西在藏佛教裡是某種偉大的宗教角色感到滿意。我把這位會說旁遮普話的新知帶到我的船屋,招待他點心茶水,然後,像酬謝自己對他的款待般,我請求會見他的格西。

他應允了我的提議,並向我保證明日若我去拜訪他,就將能在巴桑花園與格西會面。我向他致謝;翌日,我如約出現在尊貴的格西面前。格西坐在一張椅上,椅下鋪有一張漂亮且昂貴的地毯,身邊是一隻守護著他的藏獒。見到我這位可疑的陌生人,藏獒對我吠叫。格西讓牠安靜下來,接著與我握手,示意我坐在他身旁的另一張椅子上。在各道禮數時,我注意到格西還會說點夾雜著些許旁遮普話的烏爾都語8。

這是我的機會。格西是位好談之人;我愛追根究柢。在首次會面中,我對他知之甚少,為此,我慎重地誘導他能告訴我多少就多少。我問他是否知道,或究竟知道多少關於伊薩的事,或者藏人之間是否有任何外人所不知,與伊薩有關的知識,或者他本人是否知曉任何藏文或巴利文典冊提到的與伊薩有關的事蹟、著作或教義。他直率回答,說藏人是從列城的傳教士口中得知伊薩之事。這些傳教士在作布道之旅時,經常拜訪寺廟附近的圓環市集,因此,據他能力範圍所了解的,他不知曉藏文裡所有神聖的寶典中有任何這方面的作品。我問他關於寺院的藏經閣及其典藏。他說一些典籍對多數的寺院來說普普通通,譬如佛陀的生活,以及其他原稿來自拉薩的佛典和手抄經書謄本。不過,每一座寺廟擁有一套其他寺廟沒有的典冊。典冊記錄了當地喇嘛的生平和他們的教義與撰著;當一位喇嘛完成了佛學課程後,會撰書成冊,然後把撰著傳給後任;撰著同時歸他所屬的寺廟所有——一個他居住、成長和存在的地方。

不覺已近格西誦經祈禱的時間,而他必須心無旁騖,全心投入。初次見面,我不想讓他心生反感,對我產生偏見。我向格西辭別。他把我的名字寫在一本隨身攜帶的記事本內,又向我保證到時候在列城會與我作第二次長談。

在與格西晤談之後,我略感失望,開始對諾托維茨就其發現的聲明之誠信產生懷疑。我卻無法立刻指控這位偉大沙皇傳記的作者說謊;他並非泛泛之輩,而是寫過數本書的文豪,同時,表面上看,我認為他在道德上無法公然地在歷史與文明的眾目睽睽下撒下彌天大謊。我再次對自己說,這或許是足跡踏遍世界,來自希喇茲的的古波斯詩人兼探險家薩笛宣稱的一個活生生實例:「看過世界的人滿嘴盡是謊言。」

薩笛還說過:「膽大無畏的人是手捧一把火四處跑的小偷。」

我毫不在乎薩笛或巴庫拉,也不在意諾托維茨。我將抵列城,將親自去查明真相。我做足準備工夫,把時間花在閱讀當代的宗教典冊,以及圖博的土地與藏人等作品。每當我聽到有人從列城過來,我就去見他們,想方設法向他們打聽藏人的風俗、宗教、禮儀和語言;我對所學得的知識感到有趣。我開始學會一些有用的生活用語,譬如「到那邊」、「離開」、「你怎麼了」等。我開始在日記中密密麻麻記下這些詞語。

四月流逝,五月消逝。喀什米爾像「老鷹般恢復了青春活力」。整個季節生機勃勃、舒爽宜人。樹木——大自然的兒女,開始穿戴上養眼愉人的綠色服飾。蘋果、梨子、堅果、石榴和榲桲的花朵才剛凋零,它們的胚珠得以從舒適的環境中探出頭來,終於可以長大成「可果腹又養眼愉人」的果子了。杏子猶青澀,桑椹快成熟;酸葡萄尚未是時候用來釀製可口的葡萄漿,青杏仁卻已能用來下肉。李子已染上一抹金黃。四周景色宛如仙境。

今日,大自然女爵士似已墜入愛河
她歡快的愛液開始流淌
新鮮瓊漿挑逗著相擁而抱的藤蔓
禽鳥的情人已被勾引

最觸動人心、最深沉、最充滿想象力的不朽波斯詩人奧菲·希拉兹如此頌讚喀什米爾的美景。

「每一個焦炙的靈魂,哪怕是讓艷陽炙烤的飛鳥,在來到喀什米爾後,皆能恢復一身絨羽。」

每一日,有三或四名歐洲旅人抵達喀什米爾。

當熱浪侵襲斯利那加,駐留辦公室搬遷至古爾瑪。有人從旁遮普來到斯利那加享受天堂般的涼爽與寒冷氣候,而斯利那加的人卻得到他地尋找天堂——斯利那加太熱了。這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那是六月六日,子夜剛降臨,我從外邊散步歸來,在即將上床就寢,正要進入我的「仲夏夜之夢」時,忽然,一陣吵雜聲把我從幻想中打醒。有人驚恐地高喊:「失火了!失火了!」同倫敦一樣,喀什米爾不時會遭受祝融之災,造成慘重的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熊熊大火在謝爾谷丁附近肆虐地燃燒;數百間房屋付之一炬;數千戶人家在一瞬間失去一切。軍隊士兵在拯救與滅火工作中所展現出的英勇行為堪為典範。斯利那加的官員也積極加入拯救行動中;但魔鬼也在全面戒備中。他的信徒亦在辛勤工作著,他們把精力投注在拯救工作的反面上。表面看來,他們和救災的人一樣協力搶救財物:當市民正忙於拯救寶貴的生命時,這些居心不良的人假裝施以援手,卻忙碌地參與搬離昂貴財物如首飾、裝有珍貴衣物與銅器及黃銅器皿的箱子。一些竊賊被逮個正著,並當場受到懲罰。市民驚異發現到,在這些小偷中,有一些人原該是肩負起保護生命與財物的軍隊士兵!

在喀什米爾,像火災這樣的災難一旦發生,有許多地方須要救助。喀什米爾的所有傳統房子,從屋頂至地板,裡裡外外都由木板建成,除此之外,傳統上,幾乎每位喀什米爾人都有個「炕格里」(Kangri)——湯婆子——一個裝有柴火,用來取暖的陶土小器皿;在天寒地凍的夜晚,喀什米爾人抱著他們的湯婆子入睡,因此,火災的潛在危險總是迫在眉睫。喀什米爾人如今學會了使用磚頭建造房子,且認識到它的價值,因此,新建的房子風格上與傳統房子各異。

清晨時分,悽清的小鎮「哀鴻遍野」。四周是無盡的灰燼,不禁使人想起令人斷腸的印度火葬場;四處除了可見曾是房子支柱,如今已被燒毀成半的木頭,整個地方沒有一絲人類居住過的痕跡。一些人在傘下躲避六月肆虐的暴陽;另一些人尚未從火災中紓解過來,他們必須在災難的包袱中訴苦——一位在宣泄他的不幸遭遇:「哎呀!這房子價值不菲啊!」一位則哀嚎自己「失去了一切」;另一位哭訴「我爹爹辛勤了一輩子的財物!」一位父親在哀悼喪子之痛;另一位在展示他那被半燒傷的手臂,一邊謾罵、詛咒一些趁火打劫的救援者。那是一個不能使人忘懷,極為悲慘的景象。十二年後,當我閱讀自己的筆記時,依舊能夠鮮明地想起當時的情景。

「一個災難剛過,另一個災難繼踵而至」。火災之後,水患隨之而來。斯利那加變成了澤國,水勢不斷上漲,鎮上的宏偉大橋被宣告有危險,不可使用。總工程師納達索勒及其部下對河岸兩邊即將面臨災難的房屋束手無策。

商家匆匆著手清空店內的商品;斯利那加的市民普遍放棄挽救自己房子的想法;政府公務員撤離辦公室;斯利那加上上下下的人躲到喀什米爾的船屋避難。但要如何租得船屋卻讓人大傷腦筋。船夫藉機漫天索價。唯有出最高價者方能安全租得一艘船屋。船夫充分決定他們的條件。即便在成功租得一艘船屋後,也不能使人安心,整夜讓人不得安眠。一根來自叢林,被洪流沖倒的樹木可能突然擊中船屋——這樣的事在水災中十分普遍——又或者洪水沖斷大橋,船屋因此與橋板相撞而翻覆,讓你葬身水底。介於鉤哈拉和喀什米爾的許多橋樑讓洪水給沖走。驚恐情緒瀰漫。人類徒勞對抗大自然。水淹到斯利那加房子的一半高,我們平日漫步於市集的宜人小巷,如今變成了船屋穿行的小河。傑赫勒姆河漫溢,並在持續氾濫四天後才逐漸消退,這極大紓解了飽受水災折磨的民眾。水災做了件好事。洪水清洗掉之前大火帶來的陰沉跡象。這就是我在這個地區的首個不愉快經驗。

我開始有時間仔細思考未來的旅途。索吉拉隘口受堵,不能通行。如何越過它前進列城是下一件令我擔憂的事。六月中,赫米斯寺即將迎來一個著名節慶。我非得參加不可,好讓自己能置身於熙熙攘攘的——我首要興趣裡的靈魂人物——佛教徒中。戈弗雷上尉也將前往列城。我將會早幾天先行抵達。假使我和他在同一日抵達,或比他遲,到時他將指派我工作,那麼除了醫療職務外,我將沒有時間做任何私人的事。我必須屈服於索吉拉隘口——不論我的事有多緊迫,它過於險峻,不能讓我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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