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一個鬼故事 (二)

雖然塔塔集團參與企業慈善已近百年,頒發獎學金並開辦一些卓越的教育機構和醫院,印度企業卻是在最近才受邀加入星室法庭(Star Chamber,拉丁文為Camera stellata)。星室法庭是個光輝燦爛的世界,是個與對手不共戴天,在其他方面詭計多端讓人不察的環球法人政府。

文章接下來的段落對一些人來說,我的批評或許略顯苛刻。反過來說,在尊重對手的傳統下,可理解成是對那些一生致力保全資本主義的人在遠見、靈活性、幹練和堅定不移的決心等方面的認可。

發端於20世紀初期的美國,企業慈善迷人的歷史已從當代記憶中褪色;通過基金會提供的形式合法捐助,它們開始取代傳教活動,以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道路開啟了制度維護巡邏。卡耐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ref](譯者註:中文媒體似乎把各個卡內基機構都譯成「卡耐基基金會」)[/ref] 是最先成立基金會的美國企業之一,由獲利的卡內基鋼鐵公司(Carnegie Steel Company)於1911年資助成立;洛克菲勒基金會,由標準石油公司的創始人J.D. 洛克菲勒於1914年資助成立。在今日印度,這兩家企業可比擬成塔塔集團和安巴尼斯集團。

一些機構資助,提供種子資金,或獲得洛克菲勒基金贊助的有聯合國、中央情報局(CIA)、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紐約最著名的現代藝術博物館,當然,還包括了座落在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那裏曾經有幅迪亞歌·里維埃拉(Diego Riviera)遭到摧毀的調皮壁畫作品:墮落的資本家和英勇的列寧。言論自由在當日放了一天假。)

J·D洛克菲勒是美國第一位億萬富豪,也曾經是世上最有錢的人。他是位廢除黑奴主義者,是林肯的擁護者,還是個滴酒不沾的人。他相信他的財富來自上帝的恩賜,這對他來說肯定不錯。

下面是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早期作品,《標準石油公司》詩歌裏的一段:

來自紐約的臃腫皇帝
是儒雅一臉笑容的刺客
他們收購
絲綢、尼龍、雪茄、
暴君和獨裁者。

他們收購國家、人民、海域、警察、縣議會
以及窮人像守財奴積聚他們的黃金般
囤積玉米的遙遠地區:
標準石油把他們喚醒
為他們穿上統一的制服,標明
哪個兄弟是敵人
巴拉圭人抗戰
玻利維亞人在森林裏
和他們的機關槍一同犧牲

為了一滴石油
和百萬英畝的抵押貸款
一位總統被殺
在致命的晨光下,迅速槍決,使人驚呆
為顛覆份子建造的監獄
在巴塔哥尼亞,一位背叛者
在充滿汽油味的月光下,被亂槍掃射
在首都
部長們巧妙被更換
一個耳語
猶如石油潮水般
迅間,你會看到
標準石油公司的名字
在雲端上閃耀
在海域之上,在你家中
閃爍著他們的疆域

當企業捐助的基金會首次在美國出現時,關於它的出處、合法性及缺乏問責制引來了一場激烈辯論。有人建議,如果企業有如此多的盈餘,它們應該提高工人的薪金。(在那個時代,即使是在美國亦有人提出這類離譜的建議。)成立這些基金會的構想如今看來顯得平淡無奇,實際上卻是個商業想像力的躍進。坐擁大量資源,無須繳稅的合法企業和幾乎毫無限制的辯護狀——徹底的不負責任,徹底的不透明——還有甚麼比通過以錢易權,用經濟財富的方式進軍政治、社會和文化更合算?還有甚麼更佳的方法讓放高利貸者用他們盈利中微乎其微的比例來對世界呼風喚雨呢?要不然對電腦知識知曉一二的比爾·蓋茨如何能找到不僅是為美國政府,還包括世界各地的政府設計教育、醫療健康和農業的方針?

多年以來,隨著眾人目睹基金會做出的一些真正的善舉(如創建公共圖書館和根除疾病)——企業和它們贊助的基金會之間的直接聯繫開始變得模糊。它最終徹底模糊。現在即使是那些自認左傾的人也不再對接受基金會的贈款感到害羞。

自1920年開始,為尋求原產品原料及海外市場,美國的資本主義開始向外擴張。基金會開始制定全球企業管理理念。1924年,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s)聯合成立了今日世界上最強大的外交事務壓力集團——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CFR後來由福特基金會共同資助。到了1947年,新創立的中情局(CIA)由CFR資助並與之密切合作。多年後,CFR的會員包括了22名美國國務卿。有5位CFR會員在1943年促成了了聯合國計劃;J.D·洛克菲勒則資助850萬美元購買了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地段。

自1946年以來,11名世界銀行的總裁(都是男人)——把自己視作窮人的傳教士——全是CFR的會員。(唯一的例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副總裁受託人喬治·伍茲(George Woods)。)

在布雷頓·伍茲會議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把美元定為世界的儲備貨幣,同時,為了加強對全球資本的滲透,有必要在開放的市場體系中普及和規範商業慣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耗巨資推動善治(只要繩子是控制在他們手中)、法治概念(只要法律的話語權掌握在他們口中)以及數以百計的反貪污項目(為了簡化他們制定的制度)。兩個世界上最不透明,最不負責任的組織,卻四處要求落後國家的政府具有透明度和問責制。

鑑於世界銀行大致上指揮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政策,脅迫和敲開一個又一個國家的市場以讓位給全球經濟,可以說,企業的慈善事業已然是歷來最有遠見的買賣。

企業贊助的基金會管理、貿易和疏導他們的權力,通過一個菁英俱樂部和智囊團的體系,擺置他們的棋手於棋盤上,他們的會員互相交錯,不斷從旋轉門進進出出。同各種流傳的陰謀論相反,尤其在左翼團體內,這裏邊沒有秘密、邪惡或共濟會(Freemason)式的安排。它同企業使用空殼公司及離岸帳戶的轉移和管理它們的財富如出一轍——不同的是,貨幣是權利,而非金錢。

相當於CFR的跨國團體是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於1973年由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阿富汗聖戰者組織的創始人成員,塔利班的始祖)、大通曼哈頓銀行和一些來自私人企業的卓越人物組成。其目的是創建一個介於北美、歐洲和日本菁英之間的持久友誼紐帶及相互協作。如今,因為中國和印度的加入,它已成為一個五側向的委員會。(印度方面有CII的塔倫·達斯(Tarun Das);印孚瑟斯的前首席執行官N.R 納拉亞納穆爾蒂(N.R. Narayanamurthy);戈德瑞公司(Godrej)的常務董事詹斯謝德 N.戈德瑞(Jamsheyd N. Godrej);塔塔成員組織(Tata Sons)的董事加瑪謝德J.伊藍尼(Jamshed J. Irani);以及阿凡塔集團(Avantha Group)的首席執行官高塔姆·塔帕爾(Gautam Thapar)。[ref](譯者註:中國成員名單請參考這份文件)[/ref]

在多國設有分所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是地方菁英、商人、官僚和政客的國際俱樂部。塔倫·達斯是阿斯彭研究所的印度總裁。高塔姆·塔帕爾是主席。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一些高級官員是CFR、三邊委員會和阿斯彭研究所的會員。

福特基金會於1936年成立(雖然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合作不斷,它卻比後者更為開放)。雖然經常保持低調,福特基金會卻有著非常清晰且明確的思想體系;它同時也與美國國務院密切合作。其深化民主和「善治」項目是布雷頓·伍茲的規範化業務實踐和促進自由市場效率的一部分。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黨取代法西斯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為了應對冷戰時期,新式的機構應景而生。福特成立了蘭德公司(RAND)(研究與發展集團),一個從事武器研究,為美國國防部服務的軍事智囊團。在1952年,為了挫敗「共產黨持久的滲透和破壞自由國家的努力」,蘭德公司成立了共和國基金會,後又演變成民主制度研究所,其簡則是發起一場有智慧、不麥卡錫主義過度的冷戰。通過這一鏡頭我們必須檢視福特基金會所做的事項:它在印度投資了數百萬美元於藝術家、影片製片人和活動家身上,並慷慨資助大學課程及提供獎學金。

福特基金會宣佈「為人類未來的目標」,干預了包括地方和國際的基層政治運動。在美國,它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贈款與貸款,支持百貨公司老闆愛德華·法林(Edward Filene)於1919年提出的信用社運動(Credit Union Movement)。法林相信可通過提供工人一個可負擔的信貸來創造大眾消費社會——在當時,這是個激進的想法。實際上,這僅是法林激進想法的一半:他的另一半激進想法是公平地分配國家財富。資本家抓住了法林的前半部想法,通過支付數百萬美元「可負擔」貸款給工人,把美國的工人階級永久地轉變成負債之人,勞碌一生以期趕上和資本家們一樣的生活方式。

多年以後,這個想法滴流至孟加拉的貧困農村,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ed Yunus)和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提供的小額信貸為飢餓的農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小額信貸公司在印度造成了數百宗自殺案——僅僅在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在2010年,就有200人自殺。一家全國日報最近報導了一位18歲女孩的自殺遺書,該女孩被小額信貸公司的職員逼迫交出僅有的,欲用於學費的150盧比。遺書寫下:努力工作賺錢。不要借貸。

貧窮裏有數不盡的錢,還有數個諾貝爾獎。

到了50年代,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會資助了數個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教育機構,開始展開美國政府的半擴展計劃,推翻了當時拉丁美洲、伊朗和印尼的民選政府。(大約在同一時期,它們進入印度,一個在當時不與蘇聯結盟,但明顯偏向它的國家。)福特基金會在印尼的大學成立了美國式的經濟課程。在美國軍官的訓練之下,印尼的菁英學生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參與1965年由CIA支持的顛覆蘇哈多(Suharto)總統的政變。蘇哈多將軍則通過屠殺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叛軍來償還他的導師。

8年後,後稱之為芝加哥男孩的年輕智利學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接受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訓練(由J.D.洛克菲勒贊助),為1973年由CIA支持的軍事政變做準備;薩瓦多爾·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在政變中慘遭暗殺[ref](譯者註:2011年,智利政府允許開棺檢驗阿言德總統的屍體。彈道學專家得出的結論是阿言德乃是自殺身亡。)[/ref];皮諾切特(Pinochet)將軍被扶持上台——因而為智利帶來了一批敢死隊、失踪和恐懼,一個長達十七年的統治。(阿言德的罪行是民選出來的社會主義者及把智利的礦產國有化。)

在195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成立了一個專為亞洲國家的社區領袖設立的拉蒙·麥格賽賽獎(Ramon Magsaysay Prize)。它以菲律賓總統,拉蒙·麥格賽賽的名字命名;麥格賽賽是美國對抗東南亞共產運動的關鍵盟友。在2000年,福特基金會又成立了拉蒙·麥格賽賽新銳領袖獎(Ramon Magsaysay Emergent Leadership Award)。在印度,藝術家、活動家和社區義工們把麥格賽賽新銳領袖獎視為是有威望的大獎。M.S.蘇布拉克斯米(M.S. Subbulakshmi[ref](譯者註:南印度淡米爾納德邦的著名的卡那提克古典音樂(Carnatic music)女藝術家)[/ref])和薩特亞吉提·雷亞(Satyajit Ray[ref]譯者註:印度孟加拉裔導演)[/ref]))贏得了這一獎項;加亞珀拉卡斯·納拉亞(Jayaprakash Narayan)和印度其中一位最優秀的記者P.賽因納特(P. Sainath)亦得過此獎。不過,他們的得獎為麥格賽賽獎本身帶來更大的榮譽。總體來說,麥格賽賽獎已成為一個哪些是可接受,哪些是不可接受的溫和仲裁者。

有趣的是,安納·哈扎爾(Anna Hazare)去年夏天的反腐敗運動率先獲得三個麥格賽賽獎,得獎的三人是安納·哈扎爾、阿汶德·克杰里瓦爾(Arvind Kejriwal)及吉蘭·貝迪(Kiran Bedi)。阿汶德·克杰里瓦爾的其中一個NGO由福特基金會慷慨資助。吉蘭·貝迪的NGO由可口可樂和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贊助。

雖然安納·哈扎爾自稱是甘地信徒,他呼籲的法律——簡·羅克帕爾草案(Jan Lokpal Bill)——卻是反甘地教義、菁英化和危險的。一個晝夜運轉的企業媒體運動宣稱它是「公民」的聲音。哈扎爾運動和美國華爾街佔領行動之間的差別是,它沒有喊出反私有化、反企業權力和經濟「改革」的口號。相反地,資助它的主要媒體成功把聚光燈從大量企業腐敗醜聞中轉移掉(同時也暴露出知名記者的身分),利用對政客的公開抨擊呼籲政府進一步退出酌情權,要求更多的改革、更多的私有化。(2008年,世界銀行頒發了公共服務獎給安納·哈扎爾,獎勵他卓越的公共服務。)世界銀行從華盛頓頒佈了一條聲明,說該運動「吻合」了它的方針。

同所有幹練的資本家一樣,為了自身的利益,企業慈善家為自己制定目標,從而擴充美國的支配權,他們創造和訓練相信資本主義的國際骨幹隊伍。一如過去的本土菁英服務於殖民政府般去協助管理環球法人政府。為此,基金會在介入外交和國內經濟政策後,開始涉足教育和藝術這兩個能成為他們第三勢力的領域。他們在學術機構和教育學上花費數百萬美元,並持續不斷地大撒金錢。

瓊·勒洛夫斯(Joan Roelofs)在她的精彩著作,《基金會與公共政策:多元主義的面具(Found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The Mask of Pluralism)》一書中描述基金會如何新瓶裝舊酒,運用舊觀念重新教導政治科學,塑造「國際」及「區域」研究的專業。這為美國情報和安全服務機構提供了一個招收國際語言和文化專才的人才庫。CIA和美國國務院持續與美國大專學府裏的教授及學生進行合作,引發出關於獎學金倫理的嚴肅問題。

通過信息的收集來控制統治的人乃是任何統治權力的根本。當抵抗土地徵收,以及新經濟政策席捲印度後,在印度中部,在光天化日下的戰爭的陰暗處,作為遏制手段,政府展開了大規模的生物識別技術項目——標識號(UID)。這或許是世界上最雄心勃勃,最昂貴的信息收集項目之一。民眾沒有乾淨的飲用水,或廁所,或食品,或金錢,但他們將有選舉卡和UID。表面上說是「為窮人提供服務」的UID項目由印孚瑟斯前首席執行官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負責,並會在稍微陷入困境的IT產業注入大量財力是個巧合嗎?(項目的預算保守估計將超過印度政府的年度教育公共開支。)為數據化一個國家,它的主要人口很大部分是非法和「難以辨認」的——一群由貧民窟居民、小販、沒有土地記錄的原住民組成的人口——將使他們從「不合規則」變成非法,成為「有罪」的人。UID計畫是為了完成一個數據化版本的公地圈佔,把巨大的權力交予給日益強硬的警察國家手中。尼勒卡尼對數據收集技術化的迷戀和比爾·蓋茨之於「數值目標」和「記分卡進度」的數據庫迷戀是連貫的。好像缺乏信息是世界飢餓的原因,不是殖民主義、債務和扭曲的,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政策。

企業資助的基金會是社會科學和藝術的最大資助者;它們資助「發展研究」、「社區研究」、「文化研究」、「行為科學」和「人權」等課程,同時也頒發獎學金。美國大學向國際學生敞開大門,數十萬來自世界各國及來自第三次世界的菁英們的孩子紛紛涌入。那些付不起學費的則獲得獎學金。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國家的上層階級,幾乎沒有一個家庭的孩子不在美國進修學習的。在他們的隊伍中,有優秀學者和大學教授,還有印度總理、財政部長、經濟學家、企業律師、銀行家和幫助國家打開全球市場經濟給國際企業的官僚。

在敘述中支持基金會的經濟和政治科學的學者獲得了獎學金、研究基金、資助金、補助金和就業機會。那些企業認為對其不友好的研究則無法獲得資助,受邊緣化和「貧民窟化」,他們的課程被迫中斷。逐漸地,一個獨有的幻想——單一、支配一切、極端不多元的經濟意識形態——在脆弱、膚淺而偽裝的寬容和多元文化主義下(變為種族主義、狂熱民族主義、種族沙文主義,或在某刻的通知中成為好戰的伊斯蘭恐懼症)——開始支配話語權。它做到了一個徹底不能使人察覺是個意識形態的地步。它成為了預設立場,是個自然的方式。它滲透常態,佔據平凡,而挑戰它開始變得有如挑戰現實本身那樣的荒謬或深奧。從這裏,它是一個「沒有替代方式」的快捷步驟。

如今,感謝佔領運動,才有另一種語言出現在美國的街道和校園内。看到學生手持「階級鬥爭」或「我們不在乎你有錢,但我們在意你購買我們的政府」的橫幅,我敢肯定,佔領運動本身幾乎是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