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一個鬼故事(三)

自企業慈善事業開始後的一個世紀之後,如可口可樂般,它已然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今日,全球有數百萬個非營利組織,它們中的大部分通過錯綜複雜、迷宮式的財務與大型基金會盤根錯節。它們當中,這一「獨立」部門擁有接近450億的資產,其中最大的是比爾·蓋茨基金會(Bill Gates Foundation)(21億),禮來捐贈(Lilly Endowment)(16億)和福特基金會(15億)。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制結構調整,而手臂受擒的各國政府在削減衛生、教育、兒童保健和發展的時候,各個NGO進駐。私有化一卻意味著NGO化一切。當就業和生計消失時,即使是那些看清它真正面目的人,NGO也變成了他們就業的重要來源。不是所有NGO都是不好的!在數百萬個NGO中,一些的的確確做著非凡、重大的工作,把它們視為一丘之貉是荒唐的。 但是,企業或基金會贊助的NGO是購買抵抗運動的環球金融方式,確實像持股人購買公司股份,然後設法從內部控制一樣。它們如同位於中樞神經系統上的節點,一條讓環球金融順著流動的神經通路。他們如同發射器、接收器,減震器般運作,對每一脈動產生警惕,小心翼翼不招惹他們的政府東道主。(福特基金會要求每一個資助的組織簽署保證書。)不經意地(有時候是刻意的),它們成為監聽站,它們的報告、講習班及其他傳教式的活動,成為了雄心勃勃、日益強硬的政府的監控信息。問題越多的地區,駐紮的NGO則越多。

狡猾的是,當政府或企業媒體的部門欲啟動抹黑運動對抗真正的人民運動,例如納爾馬達·巴朝·安杜蘭(Narmada Bachao Andolan),或抗議庫丹谷藍穆(Koodankulam) 的核電反應堆時,它們指控這些運動接受了「外國資金」。他們清楚知道,大多數非政府組織的任務,特別是資助的,是推動企業全球化的項目,而不是阻礙它。

在數十億元的裝備下,這些NGO介入世界,把潛在的革命家變成受薪活動家、接受資助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和電影製片人,引誘他們遠離激進的對抗,引領他們走向多元文化主義、性別、社區發展——通過身分政治語言及人權表達話語。

把正義想法的轉型套入到人權領域內是個概念性政變,NGO和基金會皆參與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人權的狹隘焦點允許以暴行為基礎的分析,導致更廣泛的局面受到掩蓋,衝突雙方——例如,毛派和印度政府,或以色列軍隊和哈馬斯——都可被抨擊是人權侵犯者。搶奪土地的礦業公司或併吞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政府的歷史則成為論述中沒多大影響的註腳。這並不表示人權不重要。人權當然要緊,但它不是一個能讓我們看到,或能讓我們從遠處認識到在我們居住的世界中,有著大量不公的完善稜鏡。

另一個概念性政變則與基金會介入女權運動有關。為什麼印度大多數「正式」的女權主義者和婦女組織同一些組織保持安全距離?例如,有9萬名會員,在她們的社區,以及在丹達卡然亞(Dandakaranya)森林中與父權社會對抗的原住民婦女革命協會(Krantikari Adivasi Mahila Sangathan( Revolutionary Adivasi Women’s Association))。為什麼剝奪數百萬名婦女擁有和耕種的土地,把她們從家園中驅逐出去不被視作是個女權問題?

從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基層人民運動中出售自由女權運動不是從基金會的邪惡大計開始的。它始於60至70年代的女權運動不適合,也不能滿足急速激進化的女性。基金會認識到這一現象,於是展示出其策略才能,採取行動支持,提供資金支援女性對日益增加的暴力和傳統社會的不耐煩,以及反父權(其中包括了由革新派領袖主掌的左派運動)的抗爭運動。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分裂也沿著都市化的農村分歧開來。最激進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在鄉村成型,大體說來,父權繼續控制著這些地方大多數婦女的生活。受到西方女權運動的影響和啟發,都市女性活動家參與了這些運動(例如納薩爾運動),而她們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卻經常與男性領袖認為是她們職責——配合「群眾」——的態度產生歧異。許多女性活動家再也不願意等待「革命」的到來以便能夠結束每日生活中所須面對的,包括來自他們的同志的壓迫和歧視。她們要求兩性平等在革命進程中是個絕對、緊迫和不可協商的目標,而非只是個革命後的承諾。聰慧、憤怒及理想幻滅的女性開始離開,另尋其他方式的支持和寄託。結果是,到了80年代末期,大約在印度市場開始開放期間,自由派女權運動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過分地NGO化。許多自由女權運動的NGO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例如同性戀權利、家庭暴力、艾滋病和性工作者權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女性是新經濟政策下的最大受害者,自由女權運動尚未在前線挑戰新經濟政策。通過操縱資金撥付,基金會大幅度地成功約束哪種是合適的「政治性」活動範圍。NGO的撥款摘要如今指定哪個是女性的「問題」,哪個不是。

女性運動的NGO化也使西方的自由女性主義成為女權主義的公認旗手(也因此是獲得最多資助的品牌)。戰役,同往常一樣,在女性的身上發揮,一端擠出肉毒桿菌,另一端是「布卡」。(還有那些雙重倒楣的女性則同時受到肉毒桿菌和布卡的桎梏。)前些時候,在法國發生了試圖強迫女性從布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不是創造一個能讓女性自我選擇的情況,這不是為了解放女性,而是為她們寬衣解帶。它變成了個屈辱和文化帝國主義的行徑。這不是個布卡的問題。這是個強迫的問題。強迫女性不許穿布卡同強迫她必須穿一樣地可恥。從這方面檢視受剝奪的性別,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使它成為身分問題,變成一個道具和服裝的較量。這就是為何美國政府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時能利用西方女權組織為其做道德掩護。阿富汗女性在塔利班的控制下,直到現在,一直都過着糟糕的生活。但是,對她們空投炸彈也無從解決她們面對的問題。

NGO的天地已自我進化成一個異常,不冒犯人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變成「話題」,一個分離的、專業化和特殊利益的問題。社區發展、領袖的培養、人權、衛生、教育、生育權、艾滋病、艾滋孤兒——都密封裝進他們的青儲塔和它們制定的,詳細又精確的撥款摘要中。撥款具有鎮壓無法做到的支離破碎的團結。貧困也一樣,就如女性主義般,經常被誣陷成是身分問題。好像窮人不是基於不公而產生的結果,而是碰巧存在的迷失部落,可以在短時間內利用不公矯正系統來拯救(由NGO依據個人在一對一的基礎上管理),而善治則是他們的長遠復甦。在環球企業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這自不待言。

在印度「發光」時,印度的貧困荒蕪了一陣子,如今,經由藝術的表現,由《貧民百萬富翁》電影帶頭,印度的貧困以異國風情的身分東山復起。這些關於窮人的故事,他們了不起的精神和毅力,沒有反派人物——除了提供故事張力和地方色彩的小人物。這些作品的作者猶如早期的人類學家一樣進入未知的無畏旅程,他們的「身臨其境」為他們帶來了讚譽與榮譽。你鮮少看到富人如此讓人探討。

在學會了如何管理政府、政黨、選舉、法庭、媒體和開明的主言論,新自由派集團還有個新挑戰:如何應對日益增大的動亂、如何應付「人民力量」的威脅。如何馴服它?如何把示威者馴化成寵物?如何隔絕民眾的憤怒並把它引入死巷?

同樣地,基金會和其同盟組織有一段長而輝煌的歷史。一個具有啟示的例證就是,在1960年代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他們扮演了平息與去激進化的角色,成功把黑人力量轉化成黑人資本主義。

洛克菲勒基金會與J.D洛克菲勒的理想保持一致,密切與大馬金·路德·金(馬金·路德·金的父親)合作。不過,大馬金·路德·金的影響力隨著學生非暴力協作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和黑豹(Black Panthers)這兩個軍事組織的崛起而淡化。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進入。在1970年,兩個基金會捐助了150萬給「溫和」的黑人組織,提供基金、獎學金、學術研究基金,為輟學青年提供工作培訓課程並提供種子基金給黑人建立的公司。壓制、內訌、蜜糖陷阱式的撥款援助造成激進的黑人組織逐步萎縮。

馬金·路德·金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越戰之間理出了一個不受允許的聯繫。在他遇害後,甚至他的記憶也變成了個能毒害公共秩序的威脅。基金會和企業致力重塑他遺留下的思想,讓它納入合乎市場的格式中。2百萬撥款運作的馬金·路德·金非暴力社會變革中心是由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大眾汽車(General Motors)、美孚石油(Mobil)、西方電子(Western Electric)、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美國鋼鐵(US Steel)和孟山都(Monsanto)共同成立。中心設有馬金·路德·金圖書館和民權運動檔案館。中心運作的許多項目闡明「與美國國防部、軍隊、武警部隊隨軍牧師局(Armed Forces Chaplains Board)及其他機構緊密合作」。它共同贊助了馬金·路德·金演講系列,『自由的企業制度:非暴力社會變革的驅動者』。阿門。

在南非的反種族隔離抗爭中也實施了相似的政變。洛克菲勒基金會於1978年組織了一個針對南非的美國政策研究調查團。報告警告蘇聯對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持續增長的影響,並認為倘若南非各種族都享有真正的政權分享的話,將對美國的戰略和企業利益最有利(例如對南非礦產的採礦權)。

基金會開始支持ANC。ANC即刻對更激進的組織,例如史提夫·比冦( Steve Biko)的黑人良知運動產生興趣並大致把它們誅鋤掉。當納爾遜·曼德拉成為南非的第一位黑人總統時,他被封為活著的聖人,不僅僅因為他是一位在監獄呆了27年的自由鬥士,也因為他徹底服從華盛頓共識。社會主義從ANC的議程中消失。南非備受頌讚的偉大的「和平過渡」,意味著沒有改革、沒有賠償要求、沒有南非國有化的礦產。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和結構調整。曼德拉頒佈了南非最高公民獎項——好望角勳爵獎——給過去的支持者兼朋友,印尼的蘇哈多將軍,共產黨的屠夫。今日,在南非,一群駕駛奔馳的前激進家和工會份子壞蛋統治著南非這個國家。但那已足夠延續黑人解放的錯覺。

美國黑人力量的崛起對激進、革新派的印度旃荼羅(又稱賤民)運動是個激勵人心的時刻,組織如旃荼羅豹(Dalit Panthers)忠實反映了黑豹的激進政治。但旃荼羅力量(Dalit Power)也同樣地在興都教右翼組織和福特基金會的慷慨協助下,以不盡相同,但卻相似的方式被粉碎和化解,朝「旃荼羅資本主義」的方向奔去。

印度速報(Indian Express)於2011年12月報道:「旃荼羅公司準備展示商業運作可打敗種姓」,文章引述一位旃荼羅印度工商會(Dalit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DICCI))指導員的話。他說:「在我們的社會,讓總理參加旃荼羅聚會不是一件難事。但讓旃荼羅企業家和塔塔及戈德瑞在午餐茶會中合照卻是個志向——也是他們接受邀請的證明。」鑑於現代印度的情況,認為旃荼羅企業家不該在貴賓區占有一席之地是種姓主義和反動的。但若這是個抱負,旃荼羅政治的思想體系卻使人萬分憐憫。這也不太可能幫助到一百萬名依舊靠頭頂人糞,用勞力清除穢物維生的旃荼羅人。

對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年輕旃荼羅學者則不能過於嚴苛批評。還有誰會提供他們一個從印度種姓糞坑制度裏爬出來的機會呢?這一恥辱很大部分該歸咎於絕大多數領袖來自高等種姓的印度共產主義運動。它多年來強行把種姓制度納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綱領內。這一企圖不但在理論上,在實踐方面也以慘敗收場。旃荼羅社區和左派之間的分歧肇因起於安貝德卡(Dr Bhimrao Ambedkar)——一位有遠見的旃荼羅領袖——和工會成員,同時也是印度共產黨創辦人的S.A.丹格(S.A. Dange)兩人之間的一段爭吵。安貝德卡對共產黨的幻滅始於1928年間,在孟買一紡織廠工人的罷工事件中,他認識到,儘管各個工人階級之間團結一致,共產黨卻對「不可接觸」禁止在紡織部門內工作,只能在薪資較低的捲布部門內沒有異議,因為紡織部門的工作需要在棉線上沾口水,而這是一件讓其他種姓視為「污染」的事。

安貝德卡認識到在印度這樣的一個社會,興都教經文制度化不可接觸和不平等,因此,為「不可接觸」,為社會,以及為了公民權利發起抗爭刻不容緩,再也不能等待共產革命的承諾。安貝德卡和左派之間的決裂致使雙方損失慘重。它表明了很大一部分的旃荼羅人口——印度工人階級的骨幹,把解救和尊嚴的希望寄託在立憲主義、共產黨主義和奉行一個重要,但長遠來說停滯不前的政治身分品牌的政黨如BSP身上(Bahujan Samaj Party)。

在美國,如我們看到的,企業贊助的基金會大量產生NGO文化。在印度,在9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時代,針對性的企業慈善開始鄭重其事。星室法庭的會員證一點也不便宜。塔塔集團各捐贈了5千萬給缺乏資金的哈佛商學院及康奈爾大學。印孚瑟斯的南丹·尼勒卡尼和他的妻子羅西妮(Rohini)捐贈了5百萬於耶爾大學的印度計劃(India Initiative)的創業資金項目。哈佛人文中心(The Harvard Humanities Centre)在獲得有史以來最大筆捐贈後——來自馬印達集團(Mahindra Group)的安納德·馬印達( Anand Mahindra)的1千萬後——易名馬印達人文中心。

在印度國內,控制了礦業、鋼鐵和電力的金達萊集團開辦了金達萊環球法律學院;集團並將在短期內開辦金達萊政府與公共政策學院。(福特基金會在剛果開辦法律學院。)新印度基金會(New India Foundation)由南丹·尼勒卡尼資助並從印孚瑟斯公司的利潤中撥款提供獎項及獎學金於社會科學家。由金達萊鋁業(Jindal Aluminium)資助的希達然金達萊基金會(The Sitaram Jindal Foundation)宣佈了五個一億盧比的現金獎於從事農村發展、扶貧、環境教育和道德提昇等項目。運作模式倣效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觀察者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目前由實信集團的穆克斯·安巴尼資助。ORF的研究「成員」和顧問有:退休情報特工、策略分析員、政客(在國會裏假裝互相譴責)、記者和政策制定者。

ORF的目標似乎夠簡單:「協助發展一個親經濟改革的共識。」為了形成及影響公共意見,致力創造「可行的、可替代的政策選擇,在一些地區以不同的方向同時進行,例如在落後地區創造就業機會並創造實時策略以制止核能、生化以及化學的威脅。」

起初我還對ORF列出的「核能、生化和化學戰爭」目標感到疑惑。但在ORF冗長的「合作夥伴機構」名單中,我發現到雷神公司(Raytheon)和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兩家領先世界的武器製造商後,我的疑惑大消。在2007年,雷神宣佈把注意力轉向印度。印度32億國防開支裏的一部分可能是花在雷神和洛克希德·馬丁製造的武器、導彈、戰機、軍艦和監控器材上嗎?

我們需要武器來打戰嗎?或者我們需用戰爭來創造武器市場嗎?畢竟,歐洲、美國和以色列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的武器製造業。這是一個尚未外包到中國的行業。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新冷戰中,印度被培養成巴基斯坦在美國與蘇聯冷戰中扮演的角色。(看巴基斯坦如今變成甚麼模樣了。)許多大肆渲染印度與中國的敵對關係的專欄作家和「策略分析員」,可直接或間接地追溯到印美智囊團和基金會。作為美國的「策略夥伴」不表示國家首腦間不時地親切撥電對方。它表明了在每一層面的協作(干預)。它表明了在印度的領土上接待美國特種部隊(一位五角大樓的軍官最近向BBC證實了這事)。它意味著情報分享、變更農業和能源政策、敞開衛生和教育領域於環球投資。它意味著開放零售業。它意味著不平等的合作關係:印度讓合作夥伴熊抱,大搖大擺地在地上任拉著走,如若拒絕則將被燒成灰燼。

在ORF的合作夥伴名單中,還有蘭德企業(RAND Corporation)、福特基金會、世界銀行、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它的使命是『提供創新和能提昇三個包容目標的務實推薦:促進經濟和社會福利,提供保安和機會給所有的美國人,並保障一個更開放、安全、興盛和國際合作的制度』)。名單中還有德國的蘿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可憐的蘿莎,她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喪命,名字卻在這名單中出現!)

儘管資本主義是以競爭為基層,那些在食物鏈上端的人也顯示了他們有包容和團結的能力。傑出的西方資本家曾與法西斯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獨裁者和軍事獨裁者合作過。他們適應力強且創新不斷。他們思維敏捷又詭計多端。

雖然成功驅動了經濟改革,儘管為了自由市場的「民主」而展開軍事行動佔領他國,資本主義此刻所經歷的嚴重危機卻尚未全面顯露。馬克思說:⋯⋯因此,有產階級所製造的,首先是其自身的掘墓人。有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都同樣地不可避免。」

正如馬克思看到的,無產階級持續不斷地受到攻擊。工廠倒閉、工作消失、工會解散。無產階級,多年來一直極盡所能地彼此對立。在印度是興都教徒對抗穆斯林、興都教徒對抗基督教徒、旃荼羅對抗原住民、種姓對抗種姓、區域對抗區域。然而,它在世界各地已展開回擊。在中國有無數的罷工和抗爭。在印度,世界上最窮困的人做出反擊,並成功制止了一些最富有的企業的運作。

資本主義在面臨危機。涓滴理論失敗。現在,噴湧理論也陷入了危機。國際金融災難已逼近。印度的經濟增長率暴跌至百分之6.9。外資撤退。主要的國際大企業坐守大疊錢財,不確定要投資在甚麼地方,不知道金融危機會如何結束。這是個嚴重的,主宰全球資本的結構性罅隙。

資本主義真正的「掘墓人」最終可能會成為他們自我幻覺中的主教,他們把意識形態變成宗教信仰。儘管有著戰略才華,卻似乎無法理解一個簡單的事實:資本主義正在摧毀地球。重施兩個故伎把過去的危機挖出來——戰爭與購物——根本行不通。

我在安提拉大樓外佇立良久,看夕陽西下。我想像著塔樓的深度和它的高度一樣的長。它應該有27層高的深長主根,蜿蜒於地底下,飢渴地吮吸著土地的營養,把大地變成煙霧和黃金。

為甚麼安巴尼選擇把大樓取名為安提拉?安提拉是一群神話島嶼,其故事可追溯至八世紀的伊比利亞(Iberian)傳說。當穆斯林佔領西班牙群島時,六位西歌德基督教主教(Christian Visigothic)和他們的教區信徒登船逃亡。在海上漂流數日,或許是數週之後,他們抵達安提拉群島,並決定在島上定居,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文明。為了和受到野蠻主宰的家鄉永遠斷絕,他們把乘坐逃亡的船隻燒毀。

把自己的高樓取名為安提拉,安巴尼家族是希望同貧困骯髒的家園斷絕,重建一個新文明嗎?這是印度最成功的分離主義者的最終行徑嗎?從印度中產和上層階級中脫離出來,進入外太空?

當黑夜籠罩孟買時,一身簇新亞麻襯衫的警衛手拿噼啪響的步話機出現在令人生畏的安提拉大門外。燈光閃耀逼人,也許是為了驅趕鬼魅。鄰居投訴安提拉的耀眼燈光奪走了黑夜。

或許是時候讓我們奪回黑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