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一個鬼故事(三)

自企業慈善事業開始後的一個世紀之後,如可口可樂般,它已然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今日,全球有數百萬個非營利組織,它們中的大部分通過錯綜複雜、迷宮式的財務與大型基金會盤根錯節。它們當中,這一「獨立」部門擁有接近450億的資產,其中最大的是比爾·蓋茨基金會(Bill Gates Foundation)(21億),禮來捐贈(Lilly Endowment)(16億)和福特基金會(15億)。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制結構調整,而手臂受擒的各國政府在削減衛生、教育、兒童保健和發展的時候,各個NGO進駐。私有化一卻意味著NGO化一切。當就業和生計消失時,即使是那些看清它真正面目的人,NGO也變成了他們就業的重要來源。不是所有NGO都是不好的!在數百萬個NGO中,一些的的確確做著非凡、重大的工作,把它們視為一丘之貉是荒唐的。 但是,企業或基金會贊助的NGO是購買抵抗運動的環球金融方式,確實像持股人購買公司股份,然後設法從內部控制一樣。它們如同位於中樞神經系統上的節點,一條讓環球金融順著流動的神經通路。他們如同發射器、接收器,減震器般運作,對每一脈動產生警惕,小心翼翼不招惹他們的政府東道主。(福特基金會要求每一個資助的組織簽署保證書。)不經意地(有時候是刻意的),它們成為監聽站,它們的報告、講習班及其他傳教式的活動,成為了雄心勃勃、日益強硬的政府的監控信息。問題越多的地區,駐紮的NGO則越多。

狡猾的是,當政府或企業媒體的部門欲啟動抹黑運動對抗真正的人民運動,例如納爾馬達·巴朝·安杜蘭(Narmada Bachao Andolan),或抗議庫丹谷藍穆(Koodankulam) 的核電反應堆時,它們指控這些運動接受了「外國資金」。他們清楚知道,大多數非政府組織的任務,特別是資助的,是推動企業全球化的項目,而不是阻礙它。

在數十億元的裝備下,這些NGO介入世界,把潛在的革命家變成受薪活動家、接受資助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和電影製片人,引誘他們遠離激進的對抗,引領他們走向多元文化主義、性別、社區發展——通過身分政治語言及人權表達話語。

把正義想法的轉型套入到人權領域內是個概念性政變,NGO和基金會皆參與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人權的狹隘焦點允許以暴行為基礎的分析,導致更廣泛的局面受到掩蓋,衝突雙方——例如,毛派和印度政府,或以色列軍隊和哈馬斯——都可被抨擊是人權侵犯者。搶奪土地的礦業公司或併吞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政府的歷史則成為論述中沒多大影響的註腳。這並不表示人權不重要。人權當然要緊,但它不是一個能讓我們看到,或能讓我們從遠處認識到在我們居住的世界中,有著大量不公的完善稜鏡。

另一個概念性政變則與基金會介入女權運動有關。為什麼印度大多數「正式」的女權主義者和婦女組織同一些組織保持安全距離?例如,有9萬名會員,在她們的社區,以及在丹達卡然亞(Dandakaranya)森林中與父權社會對抗的原住民婦女革命協會(Krantikari Adivasi Mahila Sangathan( Revolutionary Adivasi Women’s Association))。為什麼剝奪數百萬名婦女擁有和耕種的土地,把她們從家園中驅逐出去不被視作是個女權問題?

從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基層人民運動中出售自由女權運動不是從基金會的邪惡大計開始的。它始於60至70年代的女權運動不適合,也不能滿足急速激進化的女性。基金會認識到這一現象,於是展示出其策略才能,採取行動支持,提供資金支援女性對日益增加的暴力和傳統社會的不耐煩,以及反父權(其中包括了由革新派領袖主掌的左派運動)的抗爭運動。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分裂也沿著都市化的農村分歧開來。最激進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在鄉村成型,大體說來,父權繼續控制著這些地方大多數婦女的生活。受到西方女權運動的影響和啟發,都市女性活動家參與了這些運動(例如納薩爾運動),而她們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卻經常與男性領袖認為是她們職責——配合「群眾」——的態度產生歧異。許多女性活動家再也不願意等待「革命」的到來以便能夠結束每日生活中所須面對的,包括來自他們的同志的壓迫和歧視。她們要求兩性平等在革命進程中是個絕對、緊迫和不可協商的目標,而非只是個革命後的承諾。聰慧、憤怒及理想幻滅的女性開始離開,另尋其他方式的支持和寄託。結果是,到了80年代末期,大約在印度市場開始開放期間,自由派女權運動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過分地NGO化。許多自由女權運動的NGO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例如同性戀權利、家庭暴力、艾滋病和性工作者權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女性是新經濟政策下的最大受害者,自由女權運動尚未在前線挑戰新經濟政策。通過操縱資金撥付,基金會大幅度地成功約束哪種是合適的「政治性」活動範圍。NGO的撥款摘要如今指定哪個是女性的「問題」,哪個不是。

女性運動的NGO化也使西方的自由女性主義成為女權主義的公認旗手(也因此是獲得最多資助的品牌)。戰役,同往常一樣,在女性的身上發揮,一端擠出肉毒桿菌,另一端是「布卡」。(還有那些雙重倒楣的女性則同時受到肉毒桿菌和布卡的桎梏。)前些時候,在法國發生了試圖強迫女性從布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不是創造一個能讓女性自我選擇的情況,這不是為了解放女性,而是為她們寬衣解帶。它變成了個屈辱和文化帝國主義的行徑。這不是個布卡的問題。這是個強迫的問題。強迫女性不許穿布卡同強迫她必須穿一樣地可恥。從這方面檢視受剝奪的性別,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使它成為身分問題,變成一個道具和服裝的較量。這就是為何美國政府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時能利用西方女權組織為其做道德掩護。阿富汗女性在塔利班的控制下,直到現在,一直都過着糟糕的生活。但是,對她們空投炸彈也無從解決她們面對的問題。

NGO的天地已自我進化成一個異常,不冒犯人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變成「話題」,一個分離的、專業化和特殊利益的問題。社區發展、領袖的培養、人權、衛生、教育、生育權、艾滋病、艾滋孤兒——都密封裝進他們的青儲塔和它們制定的,詳細又精確的撥款摘要中。撥款具有鎮壓無法做到的支離破碎的團結。貧困也一樣,就如女性主義般,經常被誣陷成是身分問題。好像窮人不是基於不公而產生的結果,而是碰巧存在的迷失部落,可以在短時間內利用不公矯正系統來拯救(由NGO依據個人在一對一的基礎上管理),而善治則是他們的長遠復甦。在環球企業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這自不待言。

在印度「發光」時,印度的貧困荒蕪了一陣子,如今,經由藝術的表現,由《貧民百萬富翁》電影帶頭,印度的貧困以異國風情的身分東山復起。這些關於窮人的故事,他們了不起的精神和毅力,沒有反派人物——除了提供故事張力和地方色彩的小人物。這些作品的作者猶如早期的人類學家一樣進入未知的無畏旅程,他們的「身臨其境」為他們帶來了讚譽與榮譽。你鮮少看到富人如此讓人探討。

在學會了如何管理政府、政黨、選舉、法庭、媒體和開明的主言論,新自由派集團還有個新挑戰:如何應對日益增大的動亂、如何應付「人民力量」的威脅。如何馴服它?如何把示威者馴化成寵物?如何隔絕民眾的憤怒並把它引入死巷?

同樣地,基金會和其同盟組織有一段長而輝煌的歷史。一個具有啟示的例證就是,在1960年代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他們扮演了平息與去激進化的角色,成功把黑人力量轉化成黑人資本主義。

洛克菲勒基金會與J.D洛克菲勒的理想保持一致,密切與大馬金·路德·金(馬金·路德·金的父親)合作。不過,大馬金·路德·金的影響力隨著學生非暴力協作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和黑豹(Black Panthers)這兩個軍事組織的崛起而淡化。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進入。在1970年,兩個基金會捐助了150萬給「溫和」的黑人組織,提供基金、獎學金、學術研究基金,為輟學青年提供工作培訓課程並提供種子基金給黑人建立的公司。壓制、內訌、蜜糖陷阱式的撥款援助造成激進的黑人組織逐步萎縮。

馬金·路德·金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越戰之間理出了一個不受允許的聯繫。在他遇害後,甚至他的記憶也變成了個能毒害公共秩序的威脅。基金會和企業致力重塑他遺留下的思想,讓它納入合乎市場的格式中。2百萬撥款運作的馬金·路德·金非暴力社會變革中心是由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大眾汽車(General Motors)、美孚石油(Mobil)、西方電子(Western Electric)、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美國鋼鐵(US Steel)和孟山都(Monsanto)共同成立。中心設有馬金·路德·金圖書館和民權運動檔案館。中心運作的許多項目闡明「與美國國防部、軍隊、武警部隊隨軍牧師局(Armed Forces Chaplains Board)及其他機構緊密合作」。它共同贊助了馬金·路德·金演講系列,『自由的企業制度:非暴力社會變革的驅動者』。阿門。

在南非的反種族隔離抗爭中也實施了相似的政變。洛克菲勒基金會於1978年組織了一個針對南非的美國政策研究調查團。報告警告蘇聯對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持續增長的影響,並認為倘若南非各種族都享有真正的政權分享的話,將對美國的戰略和企業利益最有利(例如對南非礦產的採礦權)。

基金會開始支持ANC。ANC即刻對更激進的組織,例如史提夫·比冦( Steve Biko)的黑人良知運動產生興趣並大致把它們誅鋤掉。當納爾遜·曼德拉成為南非的第一位黑人總統時,他被封為活著的聖人,不僅僅因為他是一位在監獄呆了27年的自由鬥士,也因為他徹底服從華盛頓共識。社會主義從ANC的議程中消失。南非備受頌讚的偉大的「和平過渡」,意味著沒有改革、沒有賠償要求、沒有南非國有化的礦產。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和結構調整。曼德拉頒佈了南非最高公民獎項——好望角勳爵獎——給過去的支持者兼朋友,印尼的蘇哈多將軍,共產黨的屠夫。今日,在南非,一群駕駛奔馳的前激進家和工會份子壞蛋統治著南非這個國家。但那已足夠延續黑人解放的錯覺。

美國黑人力量的崛起對激進、革新派的印度旃荼羅(又稱賤民)運動是個激勵人心的時刻,組織如旃荼羅豹(Dalit Panthers)忠實反映了黑豹的激進政治。但旃荼羅力量(Dalit Power)也同樣地在興都教右翼組織和福特基金會的慷慨協助下,以不盡相同,但卻相似的方式被粉碎和化解,朝「旃荼羅資本主義」的方向奔去。

印度速報(Indian Express)於2011年12月報道:「旃荼羅公司準備展示商業運作可打敗種姓」,文章引述一位旃荼羅印度工商會(Dalit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DICCI))指導員的話。他說:「在我們的社會,讓總理參加旃荼羅聚會不是一件難事。但讓旃荼羅企業家和塔塔及戈德瑞在午餐茶會中合照卻是個志向——也是他們接受邀請的證明。」鑑於現代印度的情況,認為旃荼羅企業家不該在貴賓區占有一席之地是種姓主義和反動的。但若這是個抱負,旃荼羅政治的思想體系卻使人萬分憐憫。這也不太可能幫助到一百萬名依舊靠頭頂人糞,用勞力清除穢物維生的旃荼羅人。

對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年輕旃荼羅學者則不能過於嚴苛批評。還有誰會提供他們一個從印度種姓糞坑制度裏爬出來的機會呢?這一恥辱很大部分該歸咎於絕大多數領袖來自高等種姓的印度共產主義運動。它多年來強行把種姓制度納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綱領內。這一企圖不但在理論上,在實踐方面也以慘敗收場。旃荼羅社區和左派之間的分歧肇因起於安貝德卡(Dr Bhimrao Ambedkar)——一位有遠見的旃荼羅領袖——和工會成員,同時也是印度共產黨創辦人的S.A.丹格(S.A. Dange)兩人之間的一段爭吵。安貝德卡對共產黨的幻滅始於1928年間,在孟買一紡織廠工人的罷工事件中,他認識到,儘管各個工人階級之間團結一致,共產黨卻對「不可接觸」禁止在紡織部門內工作,只能在薪資較低的捲布部門內沒有異議,因為紡織部門的工作需要在棉線上沾口水,而這是一件讓其他種姓視為「污染」的事。

安貝德卡認識到在印度這樣的一個社會,興都教經文制度化不可接觸和不平等,因此,為「不可接觸」,為社會,以及為了公民權利發起抗爭刻不容緩,再也不能等待共產革命的承諾。安貝德卡和左派之間的決裂致使雙方損失慘重。它表明了很大一部分的旃荼羅人口——印度工人階級的骨幹,把解救和尊嚴的希望寄託在立憲主義、共產黨主義和奉行一個重要,但長遠來說停滯不前的政治身分品牌的政黨如BSP身上(Bahujan Samaj Party)。

在美國,如我們看到的,企業贊助的基金會大量產生NGO文化。在印度,在9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時代,針對性的企業慈善開始鄭重其事。星室法庭的會員證一點也不便宜。塔塔集團各捐贈了5千萬給缺乏資金的哈佛商學院及康奈爾大學。印孚瑟斯的南丹·尼勒卡尼和他的妻子羅西妮(Rohini)捐贈了5百萬於耶爾大學的印度計劃(India Initiative)的創業資金項目。哈佛人文中心(The Harvard Humanities Centre)在獲得有史以來最大筆捐贈後——來自馬印達集團(Mahindra Group)的安納德·馬印達( Anand Mahindra)的1千萬後——易名馬印達人文中心。

在印度國內,控制了礦業、鋼鐵和電力的金達萊集團開辦了金達萊環球法律學院;集團並將在短期內開辦金達萊政府與公共政策學院。(福特基金會在剛果開辦法律學院。)新印度基金會(New India Foundation)由南丹·尼勒卡尼資助並從印孚瑟斯公司的利潤中撥款提供獎項及獎學金於社會科學家。由金達萊鋁業(Jindal Aluminium)資助的希達然金達萊基金會(The Sitaram Jindal Foundation)宣佈了五個一億盧比的現金獎於從事農村發展、扶貧、環境教育和道德提昇等項目。運作模式倣效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觀察者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目前由實信集團的穆克斯·安巴尼資助。ORF的研究「成員」和顧問有:退休情報特工、策略分析員、政客(在國會裏假裝互相譴責)、記者和政策制定者。

ORF的目標似乎夠簡單:「協助發展一個親經濟改革的共識。」為了形成及影響公共意見,致力創造「可行的、可替代的政策選擇,在一些地區以不同的方向同時進行,例如在落後地區創造就業機會並創造實時策略以制止核能、生化以及化學的威脅。」

起初我還對ORF列出的「核能、生化和化學戰爭」目標感到疑惑。但在ORF冗長的「合作夥伴機構」名單中,我發現到雷神公司(Raytheon)和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兩家領先世界的武器製造商後,我的疑惑大消。在2007年,雷神宣佈把注意力轉向印度。印度32億國防開支裏的一部分可能是花在雷神和洛克希德·馬丁製造的武器、導彈、戰機、軍艦和監控器材上嗎?

我們需要武器來打戰嗎?或者我們需用戰爭來創造武器市場嗎?畢竟,歐洲、美國和以色列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的武器製造業。這是一個尚未外包到中國的行業。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新冷戰中,印度被培養成巴基斯坦在美國與蘇聯冷戰中扮演的角色。(看巴基斯坦如今變成甚麼模樣了。)許多大肆渲染印度與中國的敵對關係的專欄作家和「策略分析員」,可直接或間接地追溯到印美智囊團和基金會。作為美國的「策略夥伴」不表示國家首腦間不時地親切撥電對方。它表明了在每一層面的協作(干預)。它表明了在印度的領土上接待美國特種部隊(一位五角大樓的軍官最近向BBC證實了這事)。它意味著情報分享、變更農業和能源政策、敞開衛生和教育領域於環球投資。它意味著開放零售業。它意味著不平等的合作關係:印度讓合作夥伴熊抱,大搖大擺地在地上任拉著走,如若拒絕則將被燒成灰燼。

在ORF的合作夥伴名單中,還有蘭德企業(RAND Corporation)、福特基金會、世界銀行、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它的使命是『提供創新和能提昇三個包容目標的務實推薦:促進經濟和社會福利,提供保安和機會給所有的美國人,並保障一個更開放、安全、興盛和國際合作的制度』)。名單中還有德國的蘿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可憐的蘿莎,她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喪命,名字卻在這名單中出現!)

儘管資本主義是以競爭為基層,那些在食物鏈上端的人也顯示了他們有包容和團結的能力。傑出的西方資本家曾與法西斯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獨裁者和軍事獨裁者合作過。他們適應力強且創新不斷。他們思維敏捷又詭計多端。

雖然成功驅動了經濟改革,儘管為了自由市場的「民主」而展開軍事行動佔領他國,資本主義此刻所經歷的嚴重危機卻尚未全面顯露。馬克思說:⋯⋯因此,有產階級所製造的,首先是其自身的掘墓人。有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都同樣地不可避免。」

正如馬克思看到的,無產階級持續不斷地受到攻擊。工廠倒閉、工作消失、工會解散。無產階級,多年來一直極盡所能地彼此對立。在印度是興都教徒對抗穆斯林、興都教徒對抗基督教徒、旃荼羅對抗原住民、種姓對抗種姓、區域對抗區域。然而,它在世界各地已展開回擊。在中國有無數的罷工和抗爭。在印度,世界上最窮困的人做出反擊,並成功制止了一些最富有的企業的運作。

資本主義在面臨危機。涓滴理論失敗。現在,噴湧理論也陷入了危機。國際金融災難已逼近。印度的經濟增長率暴跌至百分之6.9。外資撤退。主要的國際大企業坐守大疊錢財,不確定要投資在甚麼地方,不知道金融危機會如何結束。這是個嚴重的,主宰全球資本的結構性罅隙。

資本主義真正的「掘墓人」最終可能會成為他們自我幻覺中的主教,他們把意識形態變成宗教信仰。儘管有著戰略才華,卻似乎無法理解一個簡單的事實:資本主義正在摧毀地球。重施兩個故伎把過去的危機挖出來——戰爭與購物——根本行不通。

我在安提拉大樓外佇立良久,看夕陽西下。我想像著塔樓的深度和它的高度一樣的長。它應該有27層高的深長主根,蜿蜒於地底下,飢渴地吮吸著土地的營養,把大地變成煙霧和黃金。

為甚麼安巴尼選擇把大樓取名為安提拉?安提拉是一群神話島嶼,其故事可追溯至八世紀的伊比利亞(Iberian)傳說。當穆斯林佔領西班牙群島時,六位西歌德基督教主教(Christian Visigothic)和他們的教區信徒登船逃亡。在海上漂流數日,或許是數週之後,他們抵達安提拉群島,並決定在島上定居,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文明。為了和受到野蠻主宰的家鄉永遠斷絕,他們把乘坐逃亡的船隻燒毀。

把自己的高樓取名為安提拉,安巴尼家族是希望同貧困骯髒的家園斷絕,重建一個新文明嗎?這是印度最成功的分離主義者的最終行徑嗎?從印度中產和上層階級中脫離出來,進入外太空?

當黑夜籠罩孟買時,一身簇新亞麻襯衫的警衛手拿噼啪響的步話機出現在令人生畏的安提拉大門外。燈光閃耀逼人,也許是為了驅趕鬼魅。鄰居投訴安提拉的耀眼燈光奪走了黑夜。

或許是時候讓我們奪回黑夜了。

資本主義:一個鬼故事 (二)

雖然塔塔集團參與企業慈善已近百年,頒發獎學金並開辦一些卓越的教育機構和醫院,印度企業卻是在最近才受邀加入星室法庭(Star Chamber,拉丁文為Camera stellata)。星室法庭是個光輝燦爛的世界,是個與對手不共戴天,在其他方面詭計多端讓人不察的環球法人政府。

文章接下來的段落對一些人來說,我的批評或許略顯苛刻。反過來說,在尊重對手的傳統下,可理解成是對那些一生致力保全資本主義的人在遠見、靈活性、幹練和堅定不移的決心等方面的認可。

發端於20世紀初期的美國,企業慈善迷人的歷史已從當代記憶中褪色;通過基金會提供的形式合法捐助,它們開始取代傳教活動,以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道路開啟了制度維護巡邏。卡耐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ref](譯者註:中文媒體似乎把各個卡內基機構都譯成「卡耐基基金會」)[/ref] 是最先成立基金會的美國企業之一,由獲利的卡內基鋼鐵公司(Carnegie Steel Company)於1911年資助成立;洛克菲勒基金會,由標準石油公司的創始人J.D. 洛克菲勒於1914年資助成立。在今日印度,這兩家企業可比擬成塔塔集團和安巴尼斯集團。

一些機構資助,提供種子資金,或獲得洛克菲勒基金贊助的有聯合國、中央情報局(CIA)、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紐約最著名的現代藝術博物館,當然,還包括了座落在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那裏曾經有幅迪亞歌·里維埃拉(Diego Riviera)遭到摧毀的調皮壁畫作品:墮落的資本家和英勇的列寧。言論自由在當日放了一天假。)

J·D洛克菲勒是美國第一位億萬富豪,也曾經是世上最有錢的人。他是位廢除黑奴主義者,是林肯的擁護者,還是個滴酒不沾的人。他相信他的財富來自上帝的恩賜,這對他來說肯定不錯。

下面是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早期作品,《標準石油公司》詩歌裏的一段:

來自紐約的臃腫皇帝
是儒雅一臉笑容的刺客
他們收購
絲綢、尼龍、雪茄、
暴君和獨裁者。

他們收購國家、人民、海域、警察、縣議會
以及窮人像守財奴積聚他們的黃金般
囤積玉米的遙遠地區:
標準石油把他們喚醒
為他們穿上統一的制服,標明
哪個兄弟是敵人
巴拉圭人抗戰
玻利維亞人在森林裏
和他們的機關槍一同犧牲

為了一滴石油
和百萬英畝的抵押貸款
一位總統被殺
在致命的晨光下,迅速槍決,使人驚呆
為顛覆份子建造的監獄
在巴塔哥尼亞,一位背叛者
在充滿汽油味的月光下,被亂槍掃射
在首都
部長們巧妙被更換
一個耳語
猶如石油潮水般
迅間,你會看到
標準石油公司的名字
在雲端上閃耀
在海域之上,在你家中
閃爍著他們的疆域

當企業捐助的基金會首次在美國出現時,關於它的出處、合法性及缺乏問責制引來了一場激烈辯論。有人建議,如果企業有如此多的盈餘,它們應該提高工人的薪金。(在那個時代,即使是在美國亦有人提出這類離譜的建議。)成立這些基金會的構想如今看來顯得平淡無奇,實際上卻是個商業想像力的躍進。坐擁大量資源,無須繳稅的合法企業和幾乎毫無限制的辯護狀——徹底的不負責任,徹底的不透明——還有甚麼比通過以錢易權,用經濟財富的方式進軍政治、社會和文化更合算?還有甚麼更佳的方法讓放高利貸者用他們盈利中微乎其微的比例來對世界呼風喚雨呢?要不然對電腦知識知曉一二的比爾·蓋茨如何能找到不僅是為美國政府,還包括世界各地的政府設計教育、醫療健康和農業的方針?

多年以來,隨著眾人目睹基金會做出的一些真正的善舉(如創建公共圖書館和根除疾病)——企業和它們贊助的基金會之間的直接聯繫開始變得模糊。它最終徹底模糊。現在即使是那些自認左傾的人也不再對接受基金會的贈款感到害羞。

自1920年開始,為尋求原產品原料及海外市場,美國的資本主義開始向外擴張。基金會開始制定全球企業管理理念。1924年,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s)聯合成立了今日世界上最強大的外交事務壓力集團——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CFR後來由福特基金會共同資助。到了1947年,新創立的中情局(CIA)由CFR資助並與之密切合作。多年後,CFR的會員包括了22名美國國務卿。有5位CFR會員在1943年促成了了聯合國計劃;J.D·洛克菲勒則資助850萬美元購買了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地段。

自1946年以來,11名世界銀行的總裁(都是男人)——把自己視作窮人的傳教士——全是CFR的會員。(唯一的例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副總裁受託人喬治·伍茲(George Woods)。)

在布雷頓·伍茲會議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把美元定為世界的儲備貨幣,同時,為了加強對全球資本的滲透,有必要在開放的市場體系中普及和規範商業慣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耗巨資推動善治(只要繩子是控制在他們手中)、法治概念(只要法律的話語權掌握在他們口中)以及數以百計的反貪污項目(為了簡化他們制定的制度)。兩個世界上最不透明,最不負責任的組織,卻四處要求落後國家的政府具有透明度和問責制。

鑑於世界銀行大致上指揮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政策,脅迫和敲開一個又一個國家的市場以讓位給全球經濟,可以說,企業的慈善事業已然是歷來最有遠見的買賣。

企業贊助的基金會管理、貿易和疏導他們的權力,通過一個菁英俱樂部和智囊團的體系,擺置他們的棋手於棋盤上,他們的會員互相交錯,不斷從旋轉門進進出出。同各種流傳的陰謀論相反,尤其在左翼團體內,這裏邊沒有秘密、邪惡或共濟會(Freemason)式的安排。它同企業使用空殼公司及離岸帳戶的轉移和管理它們的財富如出一轍——不同的是,貨幣是權利,而非金錢。

相當於CFR的跨國團體是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於1973年由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阿富汗聖戰者組織的創始人成員,塔利班的始祖)、大通曼哈頓銀行和一些來自私人企業的卓越人物組成。其目的是創建一個介於北美、歐洲和日本菁英之間的持久友誼紐帶及相互協作。如今,因為中國和印度的加入,它已成為一個五側向的委員會。(印度方面有CII的塔倫·達斯(Tarun Das);印孚瑟斯的前首席執行官N.R 納拉亞納穆爾蒂(N.R. Narayanamurthy);戈德瑞公司(Godrej)的常務董事詹斯謝德 N.戈德瑞(Jamsheyd N. Godrej);塔塔成員組織(Tata Sons)的董事加瑪謝德J.伊藍尼(Jamshed J. Irani);以及阿凡塔集團(Avantha Group)的首席執行官高塔姆·塔帕爾(Gautam Thapar)。[ref](譯者註:中國成員名單請參考這份文件)[/ref]

在多國設有分所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是地方菁英、商人、官僚和政客的國際俱樂部。塔倫·達斯是阿斯彭研究所的印度總裁。高塔姆·塔帕爾是主席。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一些高級官員是CFR、三邊委員會和阿斯彭研究所的會員。

福特基金會於1936年成立(雖然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合作不斷,它卻比後者更為開放)。雖然經常保持低調,福特基金會卻有著非常清晰且明確的思想體系;它同時也與美國國務院密切合作。其深化民主和「善治」項目是布雷頓·伍茲的規範化業務實踐和促進自由市場效率的一部分。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黨取代法西斯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為了應對冷戰時期,新式的機構應景而生。福特成立了蘭德公司(RAND)(研究與發展集團),一個從事武器研究,為美國國防部服務的軍事智囊團。在1952年,為了挫敗「共產黨持久的滲透和破壞自由國家的努力」,蘭德公司成立了共和國基金會,後又演變成民主制度研究所,其簡則是發起一場有智慧、不麥卡錫主義過度的冷戰。通過這一鏡頭我們必須檢視福特基金會所做的事項:它在印度投資了數百萬美元於藝術家、影片製片人和活動家身上,並慷慨資助大學課程及提供獎學金。

福特基金會宣佈「為人類未來的目標」,干預了包括地方和國際的基層政治運動。在美國,它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贈款與貸款,支持百貨公司老闆愛德華·法林(Edward Filene)於1919年提出的信用社運動(Credit Union Movement)。法林相信可通過提供工人一個可負擔的信貸來創造大眾消費社會——在當時,這是個激進的想法。實際上,這僅是法林激進想法的一半:他的另一半激進想法是公平地分配國家財富。資本家抓住了法林的前半部想法,通過支付數百萬美元「可負擔」貸款給工人,把美國的工人階級永久地轉變成負債之人,勞碌一生以期趕上和資本家們一樣的生活方式。

多年以後,這個想法滴流至孟加拉的貧困農村,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ed Yunus)和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提供的小額信貸為飢餓的農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小額信貸公司在印度造成了數百宗自殺案——僅僅在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在2010年,就有200人自殺。一家全國日報最近報導了一位18歲女孩的自殺遺書,該女孩被小額信貸公司的職員逼迫交出僅有的,欲用於學費的150盧比。遺書寫下:努力工作賺錢。不要借貸。

貧窮裏有數不盡的錢,還有數個諾貝爾獎。

到了50年代,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會資助了數個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教育機構,開始展開美國政府的半擴展計劃,推翻了當時拉丁美洲、伊朗和印尼的民選政府。(大約在同一時期,它們進入印度,一個在當時不與蘇聯結盟,但明顯偏向它的國家。)福特基金會在印尼的大學成立了美國式的經濟課程。在美國軍官的訓練之下,印尼的菁英學生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參與1965年由CIA支持的顛覆蘇哈多(Suharto)總統的政變。蘇哈多將軍則通過屠殺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叛軍來償還他的導師。

8年後,後稱之為芝加哥男孩的年輕智利學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接受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訓練(由J.D.洛克菲勒贊助),為1973年由CIA支持的軍事政變做準備;薩瓦多爾·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在政變中慘遭暗殺[ref](譯者註:2011年,智利政府允許開棺檢驗阿言德總統的屍體。彈道學專家得出的結論是阿言德乃是自殺身亡。)[/ref];皮諾切特(Pinochet)將軍被扶持上台——因而為智利帶來了一批敢死隊、失踪和恐懼,一個長達十七年的統治。(阿言德的罪行是民選出來的社會主義者及把智利的礦產國有化。)

在195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成立了一個專為亞洲國家的社區領袖設立的拉蒙·麥格賽賽獎(Ramon Magsaysay Prize)。它以菲律賓總統,拉蒙·麥格賽賽的名字命名;麥格賽賽是美國對抗東南亞共產運動的關鍵盟友。在2000年,福特基金會又成立了拉蒙·麥格賽賽新銳領袖獎(Ramon Magsaysay Emergent Leadership Award)。在印度,藝術家、活動家和社區義工們把麥格賽賽新銳領袖獎視為是有威望的大獎。M.S.蘇布拉克斯米(M.S. Subbulakshmi[ref](譯者註:南印度淡米爾納德邦的著名的卡那提克古典音樂(Carnatic music)女藝術家)[/ref])和薩特亞吉提·雷亞(Satyajit Ray[ref]譯者註:印度孟加拉裔導演)[/ref]))贏得了這一獎項;加亞珀拉卡斯·納拉亞(Jayaprakash Narayan)和印度其中一位最優秀的記者P.賽因納特(P. Sainath)亦得過此獎。不過,他們的得獎為麥格賽賽獎本身帶來更大的榮譽。總體來說,麥格賽賽獎已成為一個哪些是可接受,哪些是不可接受的溫和仲裁者。

有趣的是,安納·哈扎爾(Anna Hazare)去年夏天的反腐敗運動率先獲得三個麥格賽賽獎,得獎的三人是安納·哈扎爾、阿汶德·克杰里瓦爾(Arvind Kejriwal)及吉蘭·貝迪(Kiran Bedi)。阿汶德·克杰里瓦爾的其中一個NGO由福特基金會慷慨資助。吉蘭·貝迪的NGO由可口可樂和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贊助。

雖然安納·哈扎爾自稱是甘地信徒,他呼籲的法律——簡·羅克帕爾草案(Jan Lokpal Bill)——卻是反甘地教義、菁英化和危險的。一個晝夜運轉的企業媒體運動宣稱它是「公民」的聲音。哈扎爾運動和美國華爾街佔領行動之間的差別是,它沒有喊出反私有化、反企業權力和經濟「改革」的口號。相反地,資助它的主要媒體成功把聚光燈從大量企業腐敗醜聞中轉移掉(同時也暴露出知名記者的身分),利用對政客的公開抨擊呼籲政府進一步退出酌情權,要求更多的改革、更多的私有化。(2008年,世界銀行頒發了公共服務獎給安納·哈扎爾,獎勵他卓越的公共服務。)世界銀行從華盛頓頒佈了一條聲明,說該運動「吻合」了它的方針。

同所有幹練的資本家一樣,為了自身的利益,企業慈善家為自己制定目標,從而擴充美國的支配權,他們創造和訓練相信資本主義的國際骨幹隊伍。一如過去的本土菁英服務於殖民政府般去協助管理環球法人政府。為此,基金會在介入外交和國內經濟政策後,開始涉足教育和藝術這兩個能成為他們第三勢力的領域。他們在學術機構和教育學上花費數百萬美元,並持續不斷地大撒金錢。

瓊·勒洛夫斯(Joan Roelofs)在她的精彩著作,《基金會與公共政策:多元主義的面具(Found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The Mask of Pluralism)》一書中描述基金會如何新瓶裝舊酒,運用舊觀念重新教導政治科學,塑造「國際」及「區域」研究的專業。這為美國情報和安全服務機構提供了一個招收國際語言和文化專才的人才庫。CIA和美國國務院持續與美國大專學府裏的教授及學生進行合作,引發出關於獎學金倫理的嚴肅問題。

通過信息的收集來控制統治的人乃是任何統治權力的根本。當抵抗土地徵收,以及新經濟政策席捲印度後,在印度中部,在光天化日下的戰爭的陰暗處,作為遏制手段,政府展開了大規模的生物識別技術項目——標識號(UID)。這或許是世界上最雄心勃勃,最昂貴的信息收集項目之一。民眾沒有乾淨的飲用水,或廁所,或食品,或金錢,但他們將有選舉卡和UID。表面上說是「為窮人提供服務」的UID項目由印孚瑟斯前首席執行官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負責,並會在稍微陷入困境的IT產業注入大量財力是個巧合嗎?(項目的預算保守估計將超過印度政府的年度教育公共開支。)為數據化一個國家,它的主要人口很大部分是非法和「難以辨認」的——一群由貧民窟居民、小販、沒有土地記錄的原住民組成的人口——將使他們從「不合規則」變成非法,成為「有罪」的人。UID計畫是為了完成一個數據化版本的公地圈佔,把巨大的權力交予給日益強硬的警察國家手中。尼勒卡尼對數據收集技術化的迷戀和比爾·蓋茨之於「數值目標」和「記分卡進度」的數據庫迷戀是連貫的。好像缺乏信息是世界飢餓的原因,不是殖民主義、債務和扭曲的,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政策。

企業資助的基金會是社會科學和藝術的最大資助者;它們資助「發展研究」、「社區研究」、「文化研究」、「行為科學」和「人權」等課程,同時也頒發獎學金。美國大學向國際學生敞開大門,數十萬來自世界各國及來自第三次世界的菁英們的孩子紛紛涌入。那些付不起學費的則獲得獎學金。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國家的上層階級,幾乎沒有一個家庭的孩子不在美國進修學習的。在他們的隊伍中,有優秀學者和大學教授,還有印度總理、財政部長、經濟學家、企業律師、銀行家和幫助國家打開全球市場經濟給國際企業的官僚。

在敘述中支持基金會的經濟和政治科學的學者獲得了獎學金、研究基金、資助金、補助金和就業機會。那些企業認為對其不友好的研究則無法獲得資助,受邊緣化和「貧民窟化」,他們的課程被迫中斷。逐漸地,一個獨有的幻想——單一、支配一切、極端不多元的經濟意識形態——在脆弱、膚淺而偽裝的寬容和多元文化主義下(變為種族主義、狂熱民族主義、種族沙文主義,或在某刻的通知中成為好戰的伊斯蘭恐懼症)——開始支配話語權。它做到了一個徹底不能使人察覺是個意識形態的地步。它成為了預設立場,是個自然的方式。它滲透常態,佔據平凡,而挑戰它開始變得有如挑戰現實本身那樣的荒謬或深奧。從這裏,它是一個「沒有替代方式」的快捷步驟。

如今,感謝佔領運動,才有另一種語言出現在美國的街道和校園内。看到學生手持「階級鬥爭」或「我們不在乎你有錢,但我們在意你購買我們的政府」的橫幅,我敢肯定,佔領運動本身幾乎是場革命。

資本主義:一個鬼故事(一)

原文章出自Outlook India雜誌,登於2012年3月26日。“Capitalism: A Ghost Story”
翻譯最後定稿日期:5/12/2016。文章很長,此為第一部分。
作者阿蘭達蒂·洛伊是(中文世界熟知的)微物之神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小說一書作家。自《微物之神》後,她從作家身分蛻變為社會活動家。洛伊的最新作品是《破碎的共和國:三個印度故事(Broken Republic: Three Essays)》

這是一棟房子還是一個家?是獻給新印度的一所聖殿,還是供它的鬼魅居住的倉庫?自從安提拉(Antilla)在孟買的奧塔茂特路(Altamount Road)拔地而起,散發出神秘而不動聲色的威嚇後,情況就再也不一樣了。「到了,」 帶我去那裏的朋友說,「向我們的新統治者致敬吧。」

安提拉為印度首富穆克斯·安巴尼(Mukesh Ambani)所有。我從媒體上得知,它是有史以來所建造過的最昂貴住宅,共有27層、3個直升機停機坪、9部電梯、空中花園、舞廳、氣象室、健身房、6層停車場,以及600位僕從。讓我料想不到的是它那沖牆而上,依附在一個龐大金屬網格上的垂直草坪。草坪乾枯斑駁,一些地方脫落成整齊的矩形。「涓滴理論」顯然失效了 。

「噴涌理論」卻無疑收效。這就是為何在印度這個有12億人口的國家,全國最富有的100個人擁有的資產,相當於一季的國內生產總值。

坊間(和紐約時報)流傳著這樣的話(或曾經是),在耗費大量的功夫和精心打造出來的花園之後,安巴尼一家卻沒遷入安提拉居住。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眾人依舊在背後議論著關於鬼魅、厄運和風水的話題。這或許全是馬克思的錯。(各種咒罵)「資本主義,」他說,「用魔法變出如此龐大的生產手法和交易手段,如今卻像一個無能的魔法師,不能控制自己咒語呼叫出來的魔鬼。」

在印度,3億人屬於嶄新,後-IMF「改革」的中產階級——這一市場——和幽冥世界的靈魂,死去的河、乾枯的井、光禿的山和裸露的森林裏的嘈雜鬼毗鄰而居;加上250萬因債台高築而自殺的鬼魂,還有土地被剝奪,窮困潦倒不得不讓位給我們的8億農民。這些人每日僅靠20盧比過活。

安巴尼私人身家超過200億。他握有信實工業有限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RIL))多數股權,實質掌控這家公司,RIL市值470億元,擁有包括石化產品、石油、天然氣、聚酯纖維、經濟特區、新鮮食品零售業、中學、生命科學研究及乾細胞儲存服務等一系列涉及到全球商業利益的企業。RIL最近收購了Infotel電視財團的95%股權,該財團擁有27家幾乎包括了印度各個區域語言的新聞和娛樂頻道;這些頻道包括了CNN-IBN, IBN Live, CNBC, IBN Lokmat和ETV。Infotel獨霸全印度唯一的4G寬帶牌照,一個高速「信息管道」,若此科技得以達成,將是未來的信息交易管道。除此之外,安巴尼還擁有一個板球隊。

RIL是控制印度的少數企業。其他類似的企業包括塔塔集團(Tata)、金達萊(Jindals)、韋丹塔(Vedantan)、米塔斯(Mittals)、印孚瑟斯(Infosys),埃薩爾(Essar)以及由穆克斯·安巴尼的兄弟——阿尼爾‧安巴尼擁有的另一家信實公司(Reliance(ADAG))。這些企業競相擴大自身業務,網絡遍及歐洲、中亞、非洲和拉美。以塔塔集團為例,它在80個國家開設了100多家公司。它們是印度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民營能源公司之一。它們控制了礦產、油田、鋼產、電信、有線電視和寬頻網絡;它們還掌管整個市鎮。它們製造汽車和卡車,掌控泰姬陵連鎖酒店(Taj Hotel)、捷豹(Jaguar),路虎(Land Rover),大宇(Daewoo),泰特利茶葉(Tetley Tea,)、一家出版社、連鎖書店、一個主要的碘鹽牌子以及化妝品巨無霸拉可米(Lakme)。他們可輕易使用這個廣告標語:沒有我們你活不了。

根據噴涌理論的信念,你擁有越多,將能得到更多。

一切私有化時代使印度成為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然而,像任何好樣的老式殖民地一樣,它的主要出口產品之一是礦物質。印度新巨無霸企業——塔塔集團、金達萊、埃薩爾、信實和斯特萊特(Sterlite)——是使勁全力擠到從地球深處涌出財源的龍頭頂端的少數公司。這是個讓商人美夢成真,能販賣商品卻不須進購商品的行業。

企業的其他重大財富來源出自它們的土地銀行。世界各國軟弱、腐敗的地方政府協助華爾街經紀人、農業工商企業和中國億萬富豪聚斂大片土地。(當然,這也得徵水。)在印度,為讓道給私營公司的「公共利益」,上百千萬人的土地被迫收購——經濟特區的基礎設施項目,堤壩、公路、汽車生產、化學樞紐和一級方程式賽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從未適用於窮人。)與往常一樣,企業空頭承諾地方居民,要他們從自己的土地遷徙出去,徵用他們僅有的財產並誘騙他們這實際上是創造就業的一部分。但是,我們現在知道,GDP增長和就業之間的關聯是個神話。經過二十多年的「增長」之後,印度60%的勞動力是自僱人士,90%的勞工在沒有工會組織的行業裏工作。

獨立後,一直到80年代,從納薩爾派(Naxalites,為印度不同共產黨和毛派組織的總稱。)到加亞珀卡斯·納拉亞(Jayaprakash Narayan,印度獨立運動家和政治領袖)的全面革命(Sampoorna Kranti)等人民運動,為土地改革而抗爭,欲把封建地主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於無土地的農民。今天,任何關於土地或財富的再分配言論,不但會被視為不民主,也會被視作是瘋子。即使是最激進的運動,也已經減退到守住居民手中擁有的一小塊土地的抗爭中。在數以百萬計無土地的印度人中,絕大部分是賤民和原住民(Adivasis)。這些人被驅趕出他們的村莊,被迫住在小市鎮和大城市內的貧民區及棚戶區聚居地,即使在激進的談話中他們也不受考慮在內。

噴涌理論把財富集中在一根閃亮的針尖上,我們的億萬富豪在其上跳單足旋轉舞,一波金錢浪潮迭起,擊穿了民主制度——法院、議會及媒體,嚴重地損害了其應有的運作能力。選舉越臨近喧鬧狂歡就越響亮,我們越發對民主的存在不確定。

在印度,每一宗新的腐敗醜聞冒出之後,都讓之前的一宗黯然失色。在2011年夏天,當2G光譜醜聞爆發後,我們認識到大企業挪用了40億公幣安置了一位好哥兒坐上電信暨信息部長的位子,這位新任部長後來以驚人的低價拍賣了2G光譜執照給他的好哥兒。洩露給新聞界的電話錄音談話揭示了一個實業家網絡和他們的幌子公司、部長、資深記者及一位電視主播如何在光天化日下搶劫。電話錄音只是一個確認了之前有人做出相同診斷的核磁共振檢查。

電信光譜的私有化和非法出售不涉及戰爭、流離失所和生態破壞。私有化印度的山脈、河流和森林卻涉及到。或許是因為它沒有直截了當的簡單明晰和不折不扣的會計醜聞,又或許是因為它是在「發展」印度的名義下進行,因此無法在中產階級中產生共鳴。

在2005年,恰蒂斯伽爾邦(Chhattisgarh)、奧里薩邦(Orissa)和賈坎德邦(Jharkhand)的政府違反,甚至偏離了自由市場的邏輯,和一家私人企業簽署了數百份諒解備忘錄,以微薄價格(提供給政府的特許權費用介於0.5%和7%)轉移了一個超過上萬億元的鋁土、鐵石和其他礦產。

就在恰蒂斯伽爾邦政府和塔塔鋼鐵簽署了於巴斯塔爾(Bastar)行政區建造的綜合鋼鐵廠的諒解備忘錄僅數天之後,一民兵組織薩瓦·組盾(Salwa Judum,為「和平行軍」或「淨化追捕」之意)正式成立。政府說這是個地方群眾對森林內的毛派游擊隊的「壓迫」感到不滿的自發性起義。最後卻原來是由礦業公司贊助,由政府資助和武裝的地面肅清行動。其他邦也建立了類似的民兵組織,不過這些組織使用的是不同的名字。印度總理宣佈毛派游擊隊是「印度最大的安全挑戰」。這是宣戰。

在2006年1月2日,在奧里薩邦的卡鄰伽納伽爾(Kalinganagar),或許是為了釋放政府認真對待的信號,10人組成的警隊來到另一個塔塔鋼鐵工廠,開槍射殺認為土地補償不足而聚集在工廠示威的村民。共13人,包括一名警員在內喪命,另有37人受傷。六年過去了,雖然在武警的控制下,村民的抗議卻不曾停止過。

與此同時,在恰蒂斯加爾邦,薩瓦·組盾民兵通過焚燒、強姦和謀殺方式摧毀數百個森林村莊,撤離6百個村莊,強迫5萬村民入住警察營地,逼迫35萬人逃離他們的家園。首席部長宣佈,沒離開森林的村民將被視作「毛派恐怖份子」。通過這一方式,在現代印度的部分地區,耕作和播種被定義成恐怖活動。最終,薩瓦·組盾的暴行只壯大了毛派游擊軍的隊伍,加強了他們的抗爭。在2009年,政府宣佈了它的「綠色追捕行動」。20萬協作軍在恰蒂斯伽爾邦、恰爾肯德邦、奧里薩邦和西孟加拉邦全面部署。

在經過三年的「低強度衝突」依舊無法把叛軍從森林內「沖洗」掉後,中央政府宣佈部署印度陸軍和空軍。在印度,我們不把它稱為戰爭。我們把它稱為「創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數千名士兵已進駐。一個軍旅總部和空軍基地已準備就緒。世界上最大的軍隊之一如今在準備它的戰爭條款,「防禦」世界上最貧困、最飢餓、最營養不良的人。我們只需等待能授予軍隊合法豁免權的聲明,以及對「涉嫌人」的殺戮權利。在喀什米爾(Kashmir)、曼尼普爾邦(Manipur )和納伽蘭德邦(Nagaland)的數千萬無名荒冢及匿名火葬柴堆上,我們的軍隊確實證明了自己十分可疑。

在部署工作準備就緒的當兒,印度中部的叢林繼續受到「圍困」,村民不敢出來,或去市場採購食品或藥物。在嚴酷、不民主的法律下,數百人因莫須有的毛派罪名慘遭關押。監獄裏擠滿了印度原住民,許多遭受關押的人不知道他們的罪名是甚麼。最近,索妮·索里(Soni Sori),來自巴斯塔爾一間學校的原住民教師遭到逮捕;拘留期間警察對她施加酷刑。警察把石塊塞入她的陰道,逼供她承認是毛派成員。在公眾的抗議之下,索妮·索里被送入加爾各答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醫護人員從她的體內取出石塊。在最近的高等法院審訊中,活動家向法官提呈了裝在袋子裏的石塊。這一努力的唯一結果是,索妮·索里持續受到關押,而負責盤問的警察首長安提特·尕格(Ankit Garg)卻在印度共和國紀念日榮獲總統英勇警衛勳章。

因為大規模的起義和戰爭,我們才能夠聽到關於印度中部的生態和社會再改造。政府對這些事守口如瓶。諒解備忘錄全是機密。部分媒體盡所能把印度中部所發生的事件傳播開來,試圖引起公眾注意。但是,大部分印度主流媒體的致命傷乃是它們的主要收入都來自大企業的廣告。如果這不算糟糕,如今,媒體和大企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危害性地模糊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 RIL實際上擁有27家電視頻道。反之則然。一些媒體公司如今有著直接的業務和企業利益。例如,一家區域性的主要日報,戴尼可·帕斯卡爾(Dainik Bhaskar)(這只是一個例子)——發行包括英語、興都語在內的四種語言的報章,其讀者群遍及印度13個邦府,讀者1千7百50萬名。它還持有69家與採礦業、發電、房地產和紡織品工業利益攸關的公司。最近,在恰蒂斯伽爾邦高等法院遞交的一紙訴狀,控告DB電力有限公司(DB Power Ltd(集團旗下的子公司)通過公司所擁有的報章刻意影響一個戶外鑄模煤礦的公開聽證會結果。DB電力是否試圖影響結果和聽證會沒有密切關係。重點是媒體能夠這麼做。它們有權力這麼做。憲法允許它們能在處於適合自我嚴重利益衝突的有利地位。

印度的其他地區沒有任何新聞發生。在東北部人煙稀少卻軍事化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68個大型水壩正處於施工階段;大部分水壩為私人企業所有。能夠淹沒整個地區的高壩在曼尼普爾邦(Manipur)和喀什米爾境內大興土木,在這兩個高度軍事化的邦,居民會因為抗議停電而慘遭殺害(數週前在喀什米爾發生了)。他們如何能阻止大壩的興建?

最異想天開的是位於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卡爾帕薩爾工程(Kalpasar),一個預計長34公里,橫跨勘巴特海灣(Gulf of Khambhat)的長形大壩,它將建有10條高速公路和一條在高速公路台架上的鐵路。為了防止海水侵襲,該計畫建議創建一個能匯聚古吉拉特境內河流的淡水蓄水池。(讓我們拋開這些河流已被截成細流,慘遭化工廢水污染不說。)卡爾帕薩爾大壩早在十年前就被認為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餿主意,因為它將使海平面上升,並會改變數百公里的海岸線生態。為了供水給不但是印度境內,也是世界上最嚴重缺水地區之一的朵勒拉特別投資區(Dholera Special Investment Region(SIR)),這一計劃捲土重來。SIR又稱SEZ(經濟特區),是個自我管理,反烏托邦企業的「工業園、城鎮和巨型城市」。朵勒拉特別投資區將同有10個車道的公路網絡結合,並會同古吉拉特邦的其他城市銜接。這一切項目所須資金將從何而來?

2011年1月,在聖雄甘地中心,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長納仁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莫迪如今是印度總理)主持了一個國際會議,接待了來自一百個國家,超過一萬名國際商人。據媒體報導,他們承諾在古吉拉特邦投資450億。會議定於發生在2002年2月至3月期間的穆斯林大屠殺十週年紀念日來臨之前。莫迪不單單是該大屠殺的縱容者,還是積極教唆他人屠殺的懸疑犯。目睹自己的親人慘遭強姦、膛開肚破、活活被燒死的受害者的家屬,以及被迫離開家園的數萬名受害者,依舊在等待著正義的姿態。但是,莫迪已把他的藏紅色圍巾和朱紅色額頭折價換購了一套時髦西裝,並希望450億的投資會像血腥的錢一樣,徹底兩清。也許真的能夠。大企業熱情無限地支持他。無限正義的代數以神秘的方式演算。

朵勒拉特別投資區只是一個較小的俄羅斯套娃娃,另外已經有個已在實行的反烏托邦套娃娃。它將連接德里-孟買工業走廊(Delhi 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DMIC)),一個長1500公里,寬300公里,並有9個超型工業區、一條高速貨運路線、3個港口、6個航空口岸、一條設有6個車道的橫貫高速公路和一個4千兆瓦發電廠的工業走廊。DMIC乃是印度和日本兩國政府之間的合作項目,由他們的企業合作夥伴,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所提議。

根據DMIC網站所提供的資料,大約有1.8億人將受到這一項目的「影響」。具體上如何受到影響它卻沒說。DMIC展望了幾個新城市的建設和評估,到2019年,該地區的人口將從目前的2.31億增長至3.14億。為期7年時間。一個國家、暴君或獨裁者最後一次進行了數百萬人的人口轉移是在哪個時期?它會是個和平的過程嗎?

為了避免到時候受命部署印度各地時會措手不及,印度陸軍可能需要展開招募活動。為了在印度中部扮演的角色進行籌備,陸軍公佈了已更新的「軍事心理行動」聲明。聲明概述,「在一個向目標觀眾傳達一個信息的規劃進程中,推動特定的主題以期達成期望的態度和行為,從而達致國家實現政治和軍事目標」。聲明還指出,這種「感知管理」進程,可借助「能提供服務的媒體」來進行。

軍隊擁有足夠的經驗知道僅僅通過強制力無法執行或管理由印度的規劃者設想出來的大規模社會改造。對窮人展開戰爭是一回事。但是,對我們這些中產階級、白領、知識份子、「意見人士」,它必須是個「感知管理」。為此,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企業慈善這一精湛藝術。

最近,主要的礦業集團開始擁抱藝術——電影、裝置藝術,以及取代了90年代迷戀選美會的文學節。韋丹塔——為了鋁土礦,此刻正在挖掘古老的東歌里雅·貢(Dongria Kond)原住民部落的心臟——為公司委託拍攝的關於可持續發展影片的電影學院學生贊助了一個「創造幸福」的影片競賽。韋丹塔的標語是「採礦幸福」。 金達萊集團推出了一份當代藝術雜誌,還贊助了印度一些重要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自然以不銹鋼為主)。埃薩爾是“Tehelka”新聞周刊「動腦筋」節慶的主要贊助商,主辦當局承諾「高辛烷值的辯論」,請來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思想家,包括知名作家、活動家,甚至建築師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節慶在果阿邦(Goa)舉行的當兒,活動家和記者揭露了大量同埃薩爾有關的非法開採醜聞,而它參與了在巴斯塔爾發生的戰爭也引來注意)。 塔塔鋼鐵和污穢記錄沾身的里約·廷度(Rio Tinto)是齋普爾文學節慶的主要贊助商(拉丁名字:Darshan Singh Construction Jaipur Literary Festival);行家把齋普爾文學節標榜成「地球上最讚的文學會」。諮詢集團(Counselage)——塔塔集團的「品牌策略經理人」,贊助了節慶的新聞中心帳篷。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優秀和耀眼的作家匯聚在齋普爾論說愛、文學、政治和蘇菲主義詩歌。一些人通過閱讀《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來捍衛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每一個電視頻道的畫面,每一份報章上的圖片,塔塔鋼鐵的商標(及其標語——價值堅於鋼鐵)在後面隱現——一位無害、慷慨的東道主。言論自由的敵人據說是狠毒的穆斯林暴徒,這些人,主辦當局告訴我們,甚至會傷害在節慶上聚集的小學生。(我們見識了印度政府和警察面對穆斯林時是多麼的窩囊。)是的,強硬份子答魯爾-歐魯姆·迪歐班迪(Darul-Uloom Deobandi )伊斯蘭宗教學院就魯西迪受邀參加節慶會發出抗議。是的,一些伊斯蘭教徒會集在節慶上進行抗議;是的,更駭人的是,齋普爾政府沒派出警衛保護會場。那是因為這一事件離不開民主、選舉陣營以及北方邦(Uttar Pradesh)選舉,就如它離不開伊斯蘭極端份子。但言論自由對抗伊斯蘭極端份子的抗爭會出現在世界各國的媒體上。世界媒體就這事的報導很重要。可是,鮮少出現有關節慶贊助商在森林裏的戰爭所扮演的角色之報導:屍體疊成山,監獄滿人頭。或者關於「非法活動預防法」(Unlawful Activities Prevention Act)和恰蒂斯加爾邦的「特別公眾安全法」(Special Public Security Act)的報導;這兩個法令足以讓心中有反政府想法的人構成顛覆罪名。又或者是關於在羅漢迪古答(Lohandiguda)舉行的塔塔鋼鐵廠公眾聽證會;當地居民投訴聽證會實際上是在數百里外的賈各代萊普爾(Jagdalpur)一徵收辦公廳的院子內,在警衛的防護之下和花錢買的50位觀眾面前舉行。言論自由當時在哪裏?無人提起卡鄰伽納伽爾。沒人提及新聞記者、學者和影片製作人報導了不受印度政府歡迎的題材——例如它在斯里蘭卡的淡米爾戰爭中暗中扮演的滅絕角色,或者是最近在喀什米爾發現的無名荒冢——導致簽證受拒或直接在機場遭遞解出境。

不過,我們這些罪人誰要投出第一塊石頭?不是我這位拿企業出版社的版權費生活的人。我們觀看塔塔天空頻道、依靠塔塔寬頻上網、乘坐塔塔計程車、入住塔塔酒店、使用塔塔的骨瓷杯喝塔塔茶,再以塔塔鋼鐵生產的茶匙攪拌它。我們在塔塔書店購買塔塔出版的書。哼唱“ka namak khatey hain[ref](譯者註:出自印度小說家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說《象棋手》(Shatranj Ke Khilari(The Chess Players))同名電影由孟加拉著名導演薩雅吉雷(Satyajit Ray)拍攝,意思為「我們是你忠誠的奴隸」。)[/ref]”。我們被徹底圍困。

如果纯道德大錘是投擲石塊的標準,那麼唯一有資格投擲石塊的是那些已被滅聲的人。那些生活在體制外的人;那些住在森林裏的「不法之徒」,或那些抗議聲音從未讓媒體報導過的人,以及那些安分守法但土地卻受剝奪, 上訴復上訴,作庭上證人又在庭上作證的溫馴良民。

但是,我們的文學嘉年華會卻給予我們「啊哈!」一刻。奥普拉蒞臨印度。她說她喜歡印度,她說她會繼續拜訪。這讓我們飄飄然。

這僅僅是精湛藝術的滑稽休止符。

馬文·麥克勞德訪問李察·基爾:我的佛教修行歷程

我想是因為譏諷思潮盛行,我們很難相信名人也可以是認真的人。最近重要的「名人佛教徒」在媒體上,甚至在佛教徒之間引發了一些刻薄的評論。但我個人非常感謝那些演員、導演、音樂家和其他公眾人物,他們為西藏自由事業帶來了更大的意識,以及傳播佛教修行的重要性。他們是優秀的藝術家和有體貼心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是佛教徒,一些則不是,在他們之中,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亞當·佛契(Adam Yauch)、麥可·史戴普(Michael Stipe)、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當然,還有李察·基爾。最近我在李察·基爾位於紐約的辦公室與他會面,我們暢談了他多年的佛教修行道路,他對上師達賴喇嘛的摯愛與奉獻,還有他在佛法、藏人,以及西藏事業等方面的工作。

馬文·麥克勞德(Melvin McLeod) = 馬文
李察·基爾(Richard Gere) = 李察

馬文: 你第一次接觸佛教是在甚麼樣的情況下?

李察:我有過兩個瞬間情況。第一次發生時,我其實是從書上認識到佛法;第二次,當我遇到一位上師。但在那之前,我在大學修讀哲學。我從西方哲學家,基本上是主教喬治·伯克利(Bishop Berkeley)的學說中走近佛教。

馬文: 「 如果森林裏的一株樹倒下而沒有人聽見,它真的發生了嗎?」

李察:是的。主觀唯心主義是他的學說——現實是一種心理機制。他傳授的基本上是「 心理而已」學說。相當激進,特別是出自一位牧師。我對他的理論相當著迷。我對存在主義也感興趣。我記得曾經手拿一本《存在與空無(Being and Nothingness)》四處走,卻不知自己為甚麼這麼做。後來,我認識到「 空無」不是個貼切的字眼。「 虛無」實際上是他們在找尋的——不是虛無主義,而是一種積極的思想。

第一次認識佛法時,我二十出歲。我覺得自己同其他年輕人一樣,對生活不盡滿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自殺傾向,但當時的我相當不快樂,同時有諸如此類的問題,「 為甚麼甚麼都沒有?」意識到我可能把自己向自我瘋狂的邊緣逼近,我在營業至深夜的書店流連,往各種方向摸索,讀一切可讀的書。伊文斯·溫慈(Evans-Wentz)關於藏佛教的書籍對我起到深遠重大的影響。我如飢似渴地閱讀他的作品。

馬文:他的作品激勵了我們中的許多人。他的作品吸引你的是哪些方面?

李察:他的作品有著優秀小說所該有的浪漫一面,能讓你沉浸其中,但同時也能提供你能活著的同時並能獲得解脫的可能。這是我之前不認為可能的——我只想逃脫——對我來說,能夠同時活着和出離——虛無——是革命性的想法。

佛教徒的道路,特別是藏人的方式,無疑吸引了我,但我開始修習的是禪。我的第一位禪師是佐佐木承周(Sasaki Roshi)。我記得到洛杉磯參加一個為期三天的禪修班。去之前我做了多個月的充分準備,練習雙腿伸展好讓自己能應付過去。

向佐佐木承周學習禪修給予了我一個不可思議的經驗,一個真實的經驗。我認識到,這是一份工作。它不是從空氣中飛過;它也不是件奇異或浪漫的事。它是份對心重要的工作。

佐佐木承周出乎意料地嚴厲卻又非常溫柔。我徹頭徹尾是個新手,對禪修一竅不通。那時候的我既狂妄,也缺乏安全感,同時又一團糟。但在內心深處我確實想認真學習。在禪修班即將結束前的關鍵時刻,我卻無法出席獨參。我感到自己對他們要我參與的公案準備不周 。最後,我只能坐著,而我記得他微笑著說:「我們可以開始工作了。」沒有其他可以說的——沒有廢話,甚麼都沒有。

馬文:佛教認為一個人有如此強烈的直覺性聯繫,是因為與前世業力有聯繫。

李察:嗯,我問過一些上師關於這方面的說法——你知道的,是甚麼引導我?他們只是笑我,好像我以為有一些起到作用的因素或純粹是機緣的東西。可是,業力並不是這樣的。明顯地,我和藏人之間有一些十分清晰又明確的關聯,要不然它不會發生。要不然我的生命不會朝這一方式表述。

我覺得我一直感知修行是我真正的生活。我記得當我開始學習禪坐時——在我二十四歲,試圖掌握自己生命的時候。我躲在自己糟糕窄小的公寓裏多個月,純粹是打太極拳,並盡力學好靜坐。我有個非常清晰的感覺,我感到自己一直處於禪坐中,未曾停止過。它比我們一般上以為的真實在本質上更為真實。在當時我就非常清楚,但我卻花了生命中極長的時間才終於能展現在世界面前,通過更長久的修習,審視我的內心,試圖創造菩提心。

馬文:你第一次見到達賴喇嘛是在甚麼時候?

李察:在印度見到達賴喇嘛尊者之前,我已經修了約五、六年的禪。開始時,我們只是閒聊,然後他說,「噢!你是位演員?」他思忖了一會,繼續說,「當你演怒戲時,你真的是在生氣嗎?當你演悲戲時,你真的是在悲傷嗎?當你演哭戲時,你真的是在哭泣嗎?」我給他類似演員的答覆:「如果我真的對所扮演的角色入戲效果會更好。」他深深地直視我的眼睛,不可抑制的,開始大笑。他笑我能相信情緒是真的,而我會努力去相信憤怒、仇恨、悲傷、痛苦和折磨是真的這一想法。

第一次與尊者的會面是在達蘭薩拉的一個房間,如今我在同一個地方經常與他見面。我不認為初次見到他的感覺在多年後有產生多大的變化。在他面前我依舊不可理喻地緊張,並且把各種情感和想法加諸在他身上;就這點他早已習慣。因為他的誓願是如此強大、無所不包,故他能很輕鬆地解決這些事。他非常有效又巧妙地直擊核心問題,因為每個想見他的人只有一個理由:讓折磨從意識中釋放出來。

我的生活在第一次見到尊者後徹底改變 。這毫無疑問。我並不是感受到,「噢!現在我要把自己擁有的一切送走,然後去寺廟裏住。」但是,挺自然的,我覺得這是我該做的——和這些上師一起修習,學習這個傳統,去學習任何我能學到的東西,徹底讓自己投入。自那時起,儘管有著各種程度的認真與承諾,我還沒真正離開過修行的道路。

馬文:尊者他老人家是以一對一的方式傳授佛法於你嗎,像許多佛教上師般,用各種方式切斷你的神經,還是他以自身存在的例子教導你更多?

李察:毫無疑問,他老人家是我的根本上師,他間或對我相當嚴厲。我不得不向那些有時對尊者有著相當浪漫想法的人解釋他有時候對我有歧見,但表現的非常有技巧。當他這麼做時,我不是說他表現的方式讓我愉悅,而是他絲毫沒有自我中心。我很感激他信任我,毫不留情地,像鏡子一樣。你要知道,第一次見面時並不是這樣子;我覺得他意識到我是多麼脆弱,因此小心翼翼地對待我。如今我覺得他感受到我對佛法教義的認真程度有所提升,而我對佛法教義的決心也增強了。他可以對我更為苛刻。

馬文:格魯派特別強調分析法。是甚麼吸引你修習更為知性的方法呢?

李察:是的,這很有趣。我想我很可能會本能地被佐欽(寧瑪派的大圓滿教義)吸引。我覺得吸引我修禪的直覺是引導我走向佐欽教義的相同直覺。

馬文: 空界。

李察:非概念。直接進入非概念空界。最近我有幸得到一些佐欽上師的善心教導,而我認識到佐欽如何強化了我學習的其他形式的冥想法。很多時候,大圓滿讓我醍醐灌頂,給予我一個嶄新的視野,允許我看到一種因為慣性和基本惰性而跌入的侷限性軌道中。

但總的來說,我覺得修習格魯派傳統對我來說是較為明智的選擇,雖然空界在哪兒都是空界。我覺得分析法門——有點像找尋非空無邊處——非常重要。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個人能從理智思想的秩序中獲得穩定。當空界不存在,知性的修習仍舊能讓你感到鼓舞。我仍舊會陷入情緒不穩,起憤怒心的狀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進入純粹的白色空界困難重重。因此,思想上通過分析性的法門修習額外有益處。它是一種非常清晰的,能夠讓人依靠的修習法,非常穩定。

馬文:你修習的進展是甚麼?在你進入金剛經的修行道路上,到何種程度才能讓你談論它?

李察:我不太願意談論這個問題,因為,第一、我所知有限;第二,做為一位名人這樣的話題會被斷章取義,有時候毫無益處。我能說的是,我所修習的任何形式的冥想法,依舊涉及了基本形式的庇護、世代承傳的菩提心(了悟心)以及對他人無私奉獻的品質。不論我的上師允許我聆聽的教義是在何種程度上,它們依舊涉及了這些最基本的形式。

總的來說,密宗對我來說已不再是那麼浪漫的了。它似乎變得更熟悉。當一個特定的真實想法變得更平凡,就變成修行過程中有趣的階段。我不是說它是一種普通或世俗觀念的平凡,但我能感知到它與我之前所認為的真實一樣的平凡。我能相信自己的感知。

馬文: 甚麼佛典對你影響至深?

李察:我認識的一些人總是要我推薦關於佛教的書籍。當有人問我「我要如何開始?」,我總是建議《禪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我都會推薦尊者的書。他的《慈悲與智見(Kindness, Clarity and Compassion)》非常好。書裏有許多精彩的教義。傑弗理·霍普金斯的《密宗的區分(The Tantric Distinction)》非常有益。太多好書了。

馬文:你經常去印度。這是否為你提供在一個較為清靜的環境中修行的機會?

李察:事實上可能更為分心!當我去印度,我只是一個簡單的學生,就像其他人一樣,但我同時也是個有能力幫助他人的人。我人在印度時會面對許多需要幫助的人,而我很難拒絕。所以每回當我在印度時,不是我生命中最安靜的時刻,但是純粹置身在一個每個人都專注於佛法的環境中,而尊者是這分專注的中心點,確實奇妙非凡。

馬文:當你在達蘭薩拉時,你有機會向達賴喇嘛或其他上師學習嗎?

李察:我會儘量和我的上師們見面。一些上師是住在山林中的隱士,但當尊者弘法時他們會下山出席法會。這是個能讓彼此敘舊聚會的時刻,純粹為了記住。對我而言,這意味著記憶。這裏的生活充滿了各種不可置信的干擾,又容易使人分心。去達蘭薩拉是一個能讓人記住的機會,真確地,我們的任務是什麼,我們為何存在。

馬文:而你投身於一個公眾認為十分耗時、高功效、甚至競爭激烈的電影製作世界。

李察:確實如此。但這和其他人的生活一樣,沒甚麼分別。只是被媒體報導了,僅此而已。同樣的情緒。同樣的痛苦。同樣的問題。毫無區別。

馬文:在這些世界來回往返,你是否認為自己的生活有著分裂性質?

李察·基爾:我發現在事業中,在普通家庭生活中,我有著越來越多的參與,而這是深化我內心佛法教義的一個巨大挑戰。

如果我沒有到市場上去,我沒有辦法真正面對隱藏在我內心的黑暗角落和縫隙。我就是無法看到它。我並不那麼堅強;我也沒那麼聰明。我需要生活來告訴我我是誰,不斷向我展示我的心。我無法在山洞裏看到它。我的問題是,我或許只能找到一些無憂無慮的狀態,如果我能夠,並停留在那。這將是死亡。這不是我想要的。正如我所說的,我不是一個出色的修行者。我對自己相當瞭解。留在俗世裏是為了我自己好。

馬文:除了鍛鍊你的心,努力成為一個好人,你是否有任何具體的方法嘗試把佛法帶入工作中?

李察:嗯,太多了!太多胡扯的東西。

馬文:沒錯。但這些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挑戰。我只是好奇你是否嘗試把佛教觀點帶入特定的電影世界裏?

李察:在電影裏,我們扮演現實中的片段,同時意識到時間和空間的片段。我認為它適用於修行上,能夠釋放心。電影裏沒有真實的東西。沒有。甚至投照影片的光粒子也無法證實是真的存在。甚麼都沒有。拍攝時我們知道它不是真實的;我們是變把戲的魔術師。但我們卻自我捲入它是真實的這一想法中——這些情緒是真實的,這個實體是真實的,攝影機補抓到一些現實。

另一方面,有一些奇異的感覺,就是攝影機能看到的東西比我們肉眼能看到的還更多。它用一種方式透視我們一般上看不到的東西。因此,在攝影機前有個在普通生活中無需忍受的脆弱性。所以在攝影機前有一定的壓力和擔憂。你被看到,你真的是被看到,而你無處可躲。

馬文:但是你不可能實際上把這些拍攝入電影內…..?

李察:你的意思是說在整個拍攝過程中都在施教嗎?這麼說吧,我覺得這些東西過於神秘,根本無法有意識地做到。答案是沒有。無疑地,我是個力有未逮的學生,我擁有許多(上師們傳授的及佛典上學來的)教義,而我對一些教義深信不疑。通過某種方式,它們被傳達出來——不是因為我,儘管不是我本人的意思。因此我認為有一些益處。就像其他人一樣:任何在無數個終生感動過他們的積極能量將會以某種方式出現。當你直視他們的眼睛,當攝影機使用特寫近攝鏡頭時,一些奇異的東西會出現。沒有辦法寫出來,沒有辦法計劃它,但攝影機會比坐在桌子對面的人更能通過不同的方式補抓它。

馬文:你對自己做為佛法發言人感到自在嗎?

李察:佛法發言人?我決不會接受,也永遠不會。我不是佛法發言人。我缺乏所具備的素質。

馬文:但是在公開場合中你經常被問及做為佛教徒的角色。

李察:我只能以一位修行者的身分談論它,以自己有限的觀點。雖然我已修習佛法許多年,但我不確定如今知道的是否比以前更多。我不確定自己能自如地把持情緒;我對自己的心所知有限。我和其他人一樣感到迷茫。為此,我肯定不是個帶領者。在實際過程中,我談及這方面的事,但只是在我的上師們傳授於我的層面上。僅此而已。

馬文:但當有人問你關於佛教的東西時,哪些讓你重複提及的主題你認為有助益,例如慈悲心?

李察:毫無疑問。我多數會探討智慧和慈悲的一些形式,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可以探討——擴展我們的思想、擴大我們的內心。在一些程度上希望能把整個宇宙包含在我們的思想內,把它也同樣包含在內心,通過慈悲心,希望兩種品質同時出現。密不可分地。

馬文:你這話讓我想到,我見到尊者時感受到的一些東西。他當時在講授慈悲心,一個他經常弘揚的品質,但是我無法不去想,如果他對更廣大的觀眾講授佛教徒對智慧心的理解,就是,虛無。我好奇將會發生甚麼事——如果這位受人尊敬的精神領袖對世界說,對了,你知道嗎,所有這一切並未以實質的形式真實的存在過。

李察:嗯,佛陀有許多轉法輪,而我認為尊者的角色也有著相同的作用。如果我們完全迷失在自己的動物本能上,最佳的方法是開始學習行善。某人問尊者,你如何教導孩童去關懷和尊敬眾生?他說,看你是否能讓他們愛護和尊敬昆蟲——一種我們本能反感的動物。如果他們能夠看到昆蟲有基本的感知力,全面的,通過基本的善心,那麼將是重大的一步。

馬文:我在某處讀到達賴喇嘛說他認為母愛是愛與慈悲心的最佳象徵,因為母愛是至誠無私的。

李察:甘露。就是甘露(金剛乘修行中,精神上的祝福是甘露造訪冥想者的形象)。這是母奶,來自母親的身體。毫無疑問。

馬文:雖然你對佛法的討論小心謹慎,但對西藏爭取自由的問題卻是個激昂熱情的發言人。

李察:對西藏自由的問題我已經歷過多個不同的階段。二十年前我可能感到的憤怒如今已大不相同。我們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人,所有人——希特勒、中國人、你和我,我們對中美洲做過的事。這些問題不是因為人類的無知才釀成的。要說有甚麼的話,中國人純粹是對他們自己的未來製造可怕的惡業,我們倒是無法不對他們產生憐憫。

每當我與曾在中共政權下坐過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牢獄的藏人談話,他們徹底發自內心對我說,問題比對他們施以酷刑的施暴者還要巨大,他們對付諸動物本能的施暴者感到憐憫並產生慈悲心。在這樣的智慧心和思想面前——讓人再也無法回到無知的狀態。

馬文:總的來說,一整個民族讓如此的精神感染,真是了不起。

李察:我確信是國家導向的關係。明顯地,國家與寺廟密不可分也產生問題。但我深信(歷代)偉大的朱古表明了要實際創造一個根植於這些想法的社會。他們的體制設計是為了培養有善心的人;社會中的每一件事物都參與其中,滋養它。它變得腐朽——有過一段壞的時期和好的時期,諸如此類。但社會的宗旨是為了培養有善心的人,菩提心,創造一個能讓修行的人達成覺悟的深厚環境。你能想象這樣的事在美國發生嗎!我的意思是,我們沒有能達成覺悟心的框架。我們有著非常深厚的基督教和猶太教傳統,一個是慈悲心,一個是無私。都是好人。但是我們缺乏一個激發覺悟心的環境——徹底的解脫。

馬文:在審視人權侵犯如何走到世界意識的前列中,例如在西藏和南非之前,名人投身於這個事業上,拿你來說,能夠純熟運用自己的名氣一直是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李察:我希望事實是如此。感謝你這麼說。這是個奇特的情況。之前我曾參與了中美洲和其他政治和侵犯人權的事務,從這些經驗中我學到一些如何與國會及國務院合作的知識。但這些經驗無法用在西藏運動上。在過去西藏過於遙遠,而以前美國人對於過去發生在西藏的事件的參與非常有限。

我也發現在政治運動這方面尊者的角色有點棘手。它是個非暴力運動,這本身來說就是個問題——非暴力上不了頭版。而尊者不把自己視作甘地;他不製造引人注目、歌劇式誇大的情況。

為此我們採取了一個更為穩固的方式。沒有誇大。而是小心翼翼,一小步一小步地前進,建立真相,而我以為也因為這樣,它的影響更深入。參與其中的各國議員、國會議員、法律制定者和部長等都傾注全力,遠遠超過他們一般上相信並支持的事業。

我覺得尊者的的話語和教導蘊含的普世性讓這問題大於西藏問題。當尊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西藏問題有了巨大突破。他再也不只是個藏人;他是屬於世界的。我們之前談到媒體的鏡頭關注甚麼樣的事件——僅僅一張尊者的照片似乎傳達了大量的信息。僅看一眼他的臉孔。醒目非常,同時也坦誠非常。你能想象若能見到佛陀的樣子會是甚麼情況。只看到他的臉孔就能讓你比其他人向前邁進多步。我認為我們做的許多事只是讓尊者置身其中,讓他能儘量感動更多的人,而他也不負所望——以一顆精美絕倫的菩提心。

我一再重複西藏在進程中會被關照,但這涉及到每個生命,只要我們把目光鎖定在該份力量上,西藏將不會有問題。當然西藏有當前的問題須要解決。就這些問題我們都一直在處理。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與中國政府保持一個更開放的溝通對西藏問題能有所進展,但克林頓總統訪問中國時激發的樂觀卻未見成果。實際上,藏人,以及親民主的中國人,自八十年代以來,自天安門大屠殺後,面臨了最殘酷時期。

馬文:我經常對尊者強調的一點留下深刻印象,這和我的上師創陽仁波切在香巴拉教義裏教導的非常相似。我們須要一個基於人類天性的簡單真理,能超越任何特定宗教的普世靈性,否則不需要確立宗教。這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李察:嗯,我認為這是真的。尊者說,我們擁有的一個共通點是對善良和同情心的欣賞;所有的宗教都有此特質。愛。我們都向愛倚靠。

馬文:但除此之外,他指出數以億計的人完全沒有宗教信仰。

李察:但他們有善心的宗教。他們有。每一個人都響應善心。

馬文:一位重要的宗教領袖實際上擁護無宗教者的宗教真讓人著迷。

李察:當然,這讓他比西藏更偉大。

馬文:這讓他比佛教更偉大。

李察:偉大得多。佛陀比佛教更偉大。

馬文:你有能力支助佛法和與西藏獨立相關的一些項目。

李察:我處在一個獨特的位置,恰好我的基金會有一些錢,因此我能夠為各個團體提供一些定金,讓他們的項目得以實施開來。支持佛法典籍對我來說重要非常——翻譯、出版——但我以為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資助佛法的傳承。協助尊者,在蒙古、印度、美國和其他地方幫助提供教學——沒有甚麼能比這件事更能帶給我喜悅。

這個夏天我們做的一個項目是尊者的弘法大會,將在紐約舉行,為期四天。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是尊者正式的蓮花戒法會,《冥想的中觀(Middle-length Stages of Meditation)》和《菩薩三十七種修行之道(The Thirty-seven Practices of the Bodhisattvas)》。將在燈塔劇院舉行,屆時約有三千張門票出售。我肯定門票很快就會售罄。如果公眾無法買到門票,可出席十五日在中央公園舉行的免費公開弘法大會。我們估計中央公園能容納二至四萬人,為此想出席大會的人將能夠出席。尊者將會講解《修心八頌(Eight Verses of Mind Training)》,一個非常有效的修心教義,實際上是我最喜愛的。之後尊者將會傳授一個相反的教義,能賦予長壽的百度母。

我看過尊者傳授這一類的菩提心弘法,沒有任何人能夠離開而不淚光閃動。它是如此的動人心弦。去年他在菩提迦耶傳授庫努喇嘛(Kunu Lama)的《頌讚菩提心(In Praise of Bodhicitta)》——是首長詩,此刻想來,我要開始哭了。它是如此的美麗。當他開始傳授自己的上師庫努喇嘛的《頌讚菩提心》時,撲簌一聲,通過一種絕妙的方式,我們進入了他的心。一個不可說、不可思量的地方。虛無。你置身在菩薩面前。我有許多傳授精妙智慧的上師,但見到一個真正擁有大菩提心,真正擴展的菩提心(是不可求的)。

我相信尊者將在這次的法會上傳授些佛法教義。這讓人感動。

1999年5月1日發表於《獅子吼(Lion’s Roar)》雜誌
Richard Gere: My Journey as a Buddhist
翻譯:鄭玉萍 | 2014年11月
此譯文未尋求作者准予翻譯

和平步步行: 一行禪師生命中的勇氣與慈悲

從飽經越戰苦難的前線和平活動家到顯赫的世界級佛教導師,一行禪師把他的一生貢獻於和平與佛法中。

在七艘裝滿食物的船上,一行禪師和一小隊義工向邱邦河(Thu Bon River)的上游划去,直入士兵們互相射殺,空氣中散發著屍體腐臭味的高山內。這組義工隊既沒有蚊帳,也沒有飲用水,他們頂著寒風在船上睡覺和進食白米飯。在這一嚴酷的條件下,曾感染過霍亂和痢疾的一行禪師再次染上同樣的疾病。

那是1964年的南越。在經過數天豪雨過後,該地區的峽谷洪流爆發,水勢湍流不止,四千多人在逃生無望中喪命;數千家園慘遭淹沒。全國動員救災,但受困在沖突地區的災民遭受最多苦難,沒有人——除了一行禪師和他的團隊外——願意冒著被卡在沖突導火線的危險情況下去賑災。

整整五天,義工隊一一走訪受災村莊,為村民分發食品,在遇到傷兵時,他們也不分傷兵派系,皆同樣給予幫助。在面對這一苦難,加上他的國家越南長期遭逢生靈涂炭的悲痛下,一行禪師往自己的一根手指上割去,讓血流入邱邦河。「這,」他說,「是為在戰爭和洪水中喪命的人祈禱。」

人間佛教是通過冥想和修習佛法,把頓悟實踐到社會、環境或政治中以期減輕人間的苦難。一行禪師是公認的人間佛教身體力行者,但是,身為僧人的他在接受《香巴拉太陽》雜誌採訪時說,所有佛教都是入世的:「當炸彈開始往下掉打在人們身時,你不能繼續留在禪堂裡打坐冥想。冥想是感悟認知所發生的事——不僅僅是內心和感情上的,還包括周遭發生的事。」

「當我在越南還是一個見習僧人時,」他繼續說,「我們年輕僧人目睹了戰爭帶來的苦難。因為如此,我們極度渴望通過入世的方式去修習佛法,以期把所學實踐到社會中。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傳統的佛教並不直接提供人間佛教教義。我們只能自己去做。」

為此,人間佛教在越南戰爭之際誕生了,並在西方世界產生了深刻共鳴。一行禪師或“Thay”「先生」(學生對他的親切稱呼), 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佛教導師之一。他也是一位多產作家;他的作品寬廣豐富。一行禪師出版過的作品包括回憶錄、日記、詩歌、兒童故事書和歷史小說等。但是,他最為人知的作品卻是佛法傳授。他深受歡迎的作品包括《和平步步行(Peace Is Every Step)》和《真愛(True Love)》。在這些書中,他分析佛法的根本要義,教導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應用這些佛法教義;他得其他作品則帶有學術性質,例如《割穿妄念的金剛石(Diamond That Cuts Through Illusion)》,是本闡釋《金剛經》的書;而《根基轉化:唯識五十偈頌注釋( Transformation at the Base: Fifty Verses on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則通過主流佛教思想和現代的概念來闡述阿毗達摩(Abhidharma)及傳統佛教就心理學方面的教義。

前佛教和平團契執行董事艾倫·瑟耐克(Alan Senauke)和我談起一行禪師的教誨:「一行禪師的學識非常深厚,毫不晦澀。他把難以理解的教義變得平易近人和生活化。你可以清楚知道該如何去應用這些教義。」

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智慧心(The Wise Heart)》的作者補充說,「一行禪師有能力表述一些我聽過的,最深奧,就相互依存和空無方面的佛法教義。他有著詩人般的才情,能夠舉起一張紙教導我們雨雲、樹和伐樹人都在同一張紙裡。他是把法燈帶到西方社會最重要的掌燈人之一。」

原名叫阮春保(Nguyen Xuan Bao)的一行禪師於1926年誕生在越南中部。在與奧歐普拉·溫芙蕾(Oprah Winfrey)的一次訪談中,他告訴溫芙蕾,說自己童年最美好的回憶大約是在七八歲左右, 他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佛陀的照片。佛陀坐在草地上,面帶微笑,看上去比當時還是小男孩的他所認識的人更平和。禪師決定,他想像佛陀一樣成為一個和尚。開始時,他的父母不願意,認為這將是一個艱苦的生活。然而,在他16歲時,他的父母允許他進入順化附近的一間臨濟宗禪寺修習。

在寺院內,他師從陳貴真實(Thanh Quy Chan That)法師。法師教導他冥想乃通往了悟之門。然而,寺院的生活並沒能讓他全天候學習冥想。所有的人,上至地位高的僧人,下至新進沙彌,都必須遵循一個條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以禪師每日做鏟糞便、打谷和挑水等工作,直到肩膀紅腫為止方能休息。

幾年後,一行禪師正式持戒,並被送往報國寺佛學院(Bao Quoc Institute)深造。但是,基於學院提供的課程缺乏對文學、哲學和外國語言方面的重視,他對學院的教學不滿意。學院管理層拒絕了他就課程改革的建議,因此,他和一組學生離開寺院,然後到西貢的一所寺廟居住,在那裡,他們研究西方哲學和科學,抱著這些知識能夠重振越南佛教的信念。在30年代,青年佛教改革運動已經在越南生根,一行禪師離開寶國學院的決定也顯示了他與佛教改革運動的目標一致。

為了促進改革,一行禪師教導和撰寫佛教知識,他在二十多歲時就已經出版了數本作品,與此同時,他予人耳目一新的思想言論也讓人廣為傳誦。根據他當年的作品,他認為,為了挽救日趨陳舊的佛教,它必須與世界各地並肩進步。第一聖諦,即苦聖諦——是靜止不動的——可是,每一時代的苦難性質也會隨著時代而改變。一行禪師教導:為了讓修行者減輕他們從社會經歷的苦難,他們必須與所處時代所遭逢的苦難有親身體驗。當時越南面臨的嚴峻情況對他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入侵越南,並把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出越南。當日本於1945年投降後,越南出現了權力真空。這使得越南獨立同盟——一個受到越南人歡擁護,由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能夠發起革命。然而,1947年,當大規模戰爭爆發後,盟軍同意法國重建殖民統治。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Bien Dien Phu)戰敗後撤出。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越南被分裂成兩個國家,一為親西方的南越、一為受越共控制的北越——並將在國際的監督下舉行自由選舉,然後完成國家統一。但是,美國擔心選舉將讓共產黨勢力擴展至全國,為此,美國發動越南戰爭以確保選舉無法實現。很快地,事態的發展清楚顯示只有美國的外交力量、經濟和軍事干預才能保全南越政府。

與美國人一樣, 越南的佛教徒擔憂共產黨會接管越南。為了鼓勵佛教徒建立一個統一戰線以支持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南越,一行禪師加入一家鼓勵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雜誌社,任職編輯。在這期間,他還在一份日報撰寫一系列的佛法文章,並召集了數百位和他一樣對越南抱有有相同遠見的人見面;他還創辦了一份佛教雜誌,讀者對象是追求佛教現代化的年輕僧侶。

一行禪師為推進人間佛教所做出的努力招來了保守佛教權派的注意,這些人試圖阻擾他的工作。最明顯的例子是他主編的,在全越南佛教協會( All-Vietnam Buddhist Association)旗下出版的雜誌被迫停刊。這讓一行禪師改弦易轍;他在西貢附近的森林裡創建了一所實驗性小社區——馮波(Phuong Boi)。在他的著作,《芬芳棕櫚葉(Fragrant Palm Leave)》一書中,一行禪師抒情地敘述馮波的生活。「森林裡的早晨如白紙般潔淨,除了緋紅的紙邊,儘是純白。」夜晚則「夜如帷幕」、「深而隱秘」。

在馮波生活期間,一行禪師繼續從事人間佛教的寫作,並到各個寺廟佈道。在一次旅途中,他遇到一位生物學學生高玉芳(Cao Ngoc Phuong)。高玉芳後來成為一行禪師「十三雪松」的一員;「十三雪松」是十三位充滿激情的年輕人,他們追隨一行禪師學習,並全面支持他的工作。高玉芳後來成為真空法師(Sister Chan Khong)。一行禪師吸引了大量學生追隨者,這讓傳統佛教徒倍覺威脅,他們持續不斷地對禪師做出各種抵制。這些反對者多方面阻擾取消他教導的佛教課程。越南政府也同樣對他的行動不滿,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一行禪師逃到西貢,而那些繼續留在馮波的追隨者則被迫遷移到政府軍建立的小村莊。

在遭到一連串變故的刺激之下,一行禪師接受了獎學金,前往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深造,攻讀比較宗教。1962年,他在日記中如此描述:普林斯頓有著與馮波的生活一樣的抒情,「秋高氣爽的季節,微風中,落葉和肩膀相遇。時而金黃,時而殷紅如胭。」然而,禪師害思鄉病,同時敏銳地感受到實驗社區的滅亡。」「普林斯頓是美麗的,」他寫道,「但它沒有馮波獨有的風情。霧不曾群山環繞,它不會讓你彷如站在海的邊緣……普林斯頓缺乏馮波的野性。」

但是,他同時寫道,「我們從來沒有失去過馮波。它在我們心中是一處聖地。」在內心尋找真正的家是一行禪師多年來能夠繼續自我增進的能力,也因為如此,冥想使他成為當今最著名的導師,「我已抵達。我已到家。」他在另一本著作中使用這一名字,「我已抵達淨土,一個能讓我觸摸兒時天堂和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真正的家。我不再對存在和不存在、如來如去、生死等事煩心。在我真正的家里我沒有恐懼、沒有焦慮。我得到平和與解脫。我真正的家是在這裡,在當下。」

1962年,一行禪師偶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裡發現一本舊書,從而引發出他對虛無的深刻頓悟——他開始了一段時間的內觀修練。

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學業後,他搬到紐約,並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職佛教講師,在那裡,他和一位美國研究生共住一間公寓,該研究生向他學習一些越南語,並向他學習吃素。

同年秋天,某個晚上,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書架上發現一本書。一本於1892年出版,並於同年捐贈給圖書館的書,但是,書後頁的借書記錄卡戳印顯示,只有兩人借閱過——第一次是在1915年,另一次在1932年。禪師決定成為第三位借書人,與此同時,他的一顆心讓渴望與兩位借書人會面的願望所駕馭。他們消失了,他意識到自己很快也會消失。他想知道被情緒籠罩下的自己是甚麼,究竟是否存在。然後,他感受到一絲頓悟。後來他在日記中寫下:「如果你打我,對我拋石頭,甚至射殺我,所有關於「我」的一切將瓦解。那麼,甚麼會凸顯呢——淡如煙霧、虛無縹緲,卻非煙霧,也非虛無;既非醜,也非不醜陋;美麗,卻也不美麗……像蚱蜢般,我沒有天賜的思想。」根據一行禪師的解釋,他在越南出家,並且教導了許多不同年齡層的越南佛教徒,但他卻在西方成道。

他祖國的形勢變得日益嚴峻。在1963年4月,信仰羅馬天主教的南越總統吳廷琰禁止佛教徒在佛陀誕生傳統週年紀念日展示佛教旗幟。抗議這一禁令的示威緊隨而至,一些人為此喪命,其他人則遭到逮捕、慘遭酷刑。在六月,釋廣德(Thich Quang Duc)和尚在西貢的十字大街上以抗議形式自焚。那是越南的第一起自焚事件,這自焚事件導致其他人效法。

身在美國的一行禪師為此焦慮不已——他飽受自己因崇高努力所造成的傷害,以及如瓷器做成的灌木叢被折斷等等夢境的折磨煎熬。從1963年的6月至10月期間,為了爭取和平運動得到支持,一行禪師馬不停蹄地接受報章和電視台等媒體的訪問,他還進行了一個媒體廣為宣傳的五天絕食活動。他把從越南方面獲得的有關人權迫害的新聞譯成英語,並在整理彙集成一份文件後遞交予聯合國。

然後,吳廷琰政權在1963年的11月垮台。吳本人遭到政變暗殺。一位曾對一行禪師在推進佛教現代化方面做出的努力抵制過的保守派佛教法師給他發了封電報,敦促禪師回國協助重組佛教。禪師不但考慮了要求,亦大為感動。無常是多麼奇妙啊!他對高玉芳說。

在1963年的12月16日,一行禪師回到越南,並在數星期後向越南統一佛教會(UBC)理事會提交一份三點建議書。請求他們呼籲停止在越南發生的各種敵對行動;建立一所能夠讓國家領導人學習寬容的佛學院;創建一家培訓中心,以培養社會工作者通過非暴力來推動社會改革。但是,理事會只接受了創辦佛學院的建議。高等教育佛學研究所於1964年2月創立,後來研究所易名為萬行佛教大學(Van Hanh Buddhist University)。其餘兩點建議被理事會視為一個詩人的不切實際想法。

然而,一行禪師並不泄氣,在沒有統一佛教會的抵制下,他建立了幾個作為社會改革模式的試點村莊。他鼓勵村民們發展自己的地方經濟、提供醫療保健和教育,教導年輕人通過學習現代化耕作和改進公共衛生等方式自力更生。當統一佛教會看到一行禪師的成功後,他們同意支持他培養年輕人為窮人服務的想法,但卻沒提供任何財政援助。

禪師在1965年9月宣布,青年社會服務學院(School of Youth for Social Service(SYSS))將作為萬行佛教大學的一個課程項目。反響熱烈非常,僅三百學額的課程吸引了一千多名理想主義者的申請。但在1966年,因為擔心禪師與共產黨暗中勾結,統一佛教會撤銷對禪師建議的認可。然而,SYSS因為獲得年輕人的支持而能繼續推行許多為人稱道的項目,其中一個項目,是義工冒著生命危險幫助農民重建在戰爭期間飽經轟炸的村莊。

1966年2月,一行禪師授任六位SYSS領袖,做為一個他命名為為互存會(Order of Interbeing)的新宗教秩序。互存會是個讓佛教修習者——不論男女、僧人和普通教徒——共同致力於社會服務的社區,參與的人每年須接受至少60天的正念訓練,並遵守十四條正念培訓。一行禪師編寫的正念培訓課程,其目地是為過去數千年來佛教徒遵守的數百條傳統戒律提供一個現代化版本。正念培訓課程旨在讓今人佛教徒修習菩提心,而非叛離佛教傳統。

前三條正念旨在克服意識形態的分歧、狂熱、政治或宗教方面的自以為是。第四條正念則鞭策學員不但要冥想苦難,並須積極去減輕難。第五條正念涉及到消費——過簡單生活,遠離酒精飲料——第六條正念注重尋找個人的憤怒心以期能對症下藥,因為憤怒心最能製造深遠的社會苦果。第七條正念,是在所有正念的核心上教導當下正念的重要性,第八和第九條正念則教導正確的言論。最後五條正念涉及到身體的各種感官,敦促會員不可犯上暴力行為,或從事有害的性行為等。

互存會為首次授任的六位成員舉行了個慶祝會。每位成員各獲得一盞手工製作的紙燈,燈上有一行禪師用中文書法寫的字句,如「滿月之燈」、「智慧之燈,」等。六位會員由三男三女組成,高玉芳是其中一位。雖沒有削髮為尼,三位女性選擇了獨身禁慾。而三名男子,選擇了結婚和過普通信徒的生活。由於戰亂,直到1981年後,互存會核心社區未接受任何人加入。今天的互存會已發展成一個達一千多名核心成員的龐大社區。

在1966年5月,一行禪師離開越南,原本他以為短短數個星期的旅程,到後來卻變成了40年的流亡生活。當時禪師離開越南的目的是到美國為康奈爾大學主持越南佛教研討會,並同時進行一個促進和平的演講旅遊,藉以向西方表示越南既不是共產主義國家,也不反共的意見。禪師在此行期間會見了許多包括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William Fulbright)、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和馬丁·路德·金等名人。金後來提名一行禪師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但在6月1日,一行禪師在華盛頓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提呈了和平建議書後,同日,南越政府即刻宣布他為叛徒。在建議書裡,禪師敦促美國停止轟炸越南,提供無附帶政治或意識形態的重建援助。建議書裡提出的其他建議明確顯示,一行禪師不傾向戰爭中的任何一方。這使他成為南北越雙方的敵人。

美國之行後他移居法國,並在巴黎的一個貧民區落腳,在那裡,他成為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團主席。在當時,他和他的小團隊向巴黎公眾傳播越南局勢方面的工作,以及尋找贊助人領養越南孤兒。這在當時是個重要的工作,但對他個人來說,也是個具有挑戰性的時刻。他曾經提到那段日子,形容自己感覺像是細胞從體內分裂般,或像蜜蜂離開了蜂窩似的。他期待能再次回到越南;可是,當北越共產黨在1975年控制南越後,他被禁止回去越南。

1976年,一行禪師到新加坡出席宗教與世界和平大會,在那裡,一隊越南女團員告訴他,因為移民配額的因素,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滯留在東南亞各國的難民營裡,無望獲得任何國家接受。由於許多難民乘坐顛簸小船在大海中逃生,他們因此被戲稱為「船民」。來自互存會的鄧嚴法師(Sister Dang Nghiem)說,「他們像沙丁魚般被裝入船艙。」

因為害怕在共產黨管制下的生活,船民離開自己的國家,但出逃是件極度危險的事。如果政府發現他們逃離(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他們或被監禁,或遭射殺。海盜是另一個海上逃生不得不面對的兇險,一旦遇上,船民無一倖免皆遭洗劫,而婦女則慘遭輪姦,之後若再遇上另一艘船海盜,在無財物可被海盜掠奪之下,船民就會被殺害。鄧嚴法師說:「船民的死亡機率遠比劫後餘生還更大。」

在新加坡,一行禪師從越南女團員口中得知,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多國政府有個驅逐難民船出公海的政策。她們知道有九人即將被驅逐;她們邀請一行禪師做見證人。一行禪師對所見之事十分感動,旋即展開代表船民的工作。他和盟友發起資金籌募會,租了兩艘船,一艘是貨船「羅蘭(Roland)」號,另一艘是油輪「利普特(Leapdal)」號——在短短幾週內兩艘船在公海救出了近八百多位難民。他們的計劃是把難民送到關島和澳洲,如果這兩地的政府在難民抵達後拒絕發出就地簽證,禪師和他的朋友將會邀請記者採訪情況。當這個計劃洩露後,在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難民開始離開難民營,希望能遇上「羅蘭」號和「利普特」號。這事激怒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在項目開始後不到三個月,一行禪師被迫停止代表船民的工作。

儘管如此,一行禪師持續不斷地給予精神和情緒上的幫助,鄧嚴法師說。一行禪師最為著名的詩,《請以種種真實名字呼喚我》,就是在1978年幫助船民時寫的作品。他在詩中如此寫道,她是那位被被海盜強暴,然後被擲入海中的12歲難民;他也是海盗,尚未有愛人的能力。他是大權在握的政治成員;他同時还是勞改營的囚犯。他的結論是:

請以種種真實之名呼喚我,
我才能覺醒,
也才能讓我的心門敞開,
那是慈悲之門。

「這首詩充滿了慈悲心,」鄧嚴法師說,「一行禪師的詩治療了許多船民。這將能幫助他們擁抱痛苦,讓他們能與其他人溝通相連。」

一行禪師還吸引了一小批向他學修習佛法的越南學生追隨者。在1971年7月,他和追隨開始在農村尋找廉宜的物業,最後,他們在巴黎東南部找到一所殘破的房子。該房子後來被稱為「甜薯」。他們逐步修楫室內的各個房間,直到適合居住為止。在1975年,甜薯成為了十一個人常年居住的住宅;房子周圍優美的自然環境為他們治療恐怖戰爭烙下的後遺症起到了作用。

到了1982年,甜薯已經無法無法容納所有想到那裡靜修的人,為此,他們在多爾多涅(Dordogne)地區買下兩片土地;多爾多涅是世上最美味的乾梅李產地之一。他們把兩塊土地各稱為「上村莊」和「下村莊」,兩個村莊後來統稱為「梅村(Plum Village)」。

經過多年的努力,在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後,社區才把梅村發展成今天的規模。在當時,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上村莊」 種植一片梅子園,以便將來能夠賣梅果,以籌集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兒童。1990年,梅果開始收成;到了1992年梅果年產六噸。

社區也與梅樹一樣茁壯成長。1983年,他們舉行了第一個一百七十七位修行者的夏天開幕禮,到2000年,修行者人數達到一千八百人。梅村今天有五個獨立的小村莊,但它仍然是一個樸質的社區。在他的另一本書,《我已抵達,我到家了:慶祝梅村生活20年》,一行禪師解釋說,「我從來沒有想過在這裡建立一個豪華、漂亮的禪寺。當我能賣書賺錢後,我把所得的錢都用在救濟越南的飢餓洪水災民和受害者身上。在我們的社區還有許多人仍然用睡袋睡覺。真空法師仍使用睡袋。在梅村,我過去睡在用四塊磚頭、一張薄木板和超薄的床墊上。這並不妨礙我的快樂。」

一行禪師在美國創辦的第一所禪寺,「鹿苑(Deer Park)」,於2000年正式在加州的愛斯康迪都(Escondido)成立。鹿苑過去是一所戒療所、一個天體渡假勝地、一間犯人拘留中心,它也曾經是一所供警察使用的槍法訓練中心。鹿苑買下該地段時,營房破舊不堪,子彈和垃圾堆積,但周圍環境是丁香和白鼠尾草灌木叢圍繞。真空法師在她的著作,《學習真愛》一書裡提到,「我知道,我們可以把這些醜陋的破爛營房改造成一個美麗的地方,就像當年的梅村一樣。」當然,她是正確的。

一行禪師如今在世界各地有數十萬名學生,在美國,有數百個團體修習他的傳統。2007年,他在紐約的哈德遜河谷創辦了第三所禪修中心,「藍崖寺(Blue Cliff Monastery)」。每隔兩年,一行禪師會前往美國,為東西海岸的禪修中心主持靜修課程,每次的靜修班都吸引上千人參與。一行禪師寫過超過四十五本英語書籍,從暢銷作品到學術著作,不一而足。他還曾教導警察、囚犯和政治家做正念修習。他也領導過和平遊行、發起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靜坐,並激發了全方位的人間佛教運動。

2005年的1月11日,一行禪師終於有機會再次踏上越南土地。在僧伽成員的陪同下,他的足跡踏遍全國各地,與越南人聯繫溝通。他特別關注年輕人。

與一行禪師一起訪問越南的松法師(Sister Pine)說,「超過50%的越南人口在他離開後才出生,所以他是和全新的一代或兩代越南人接觸。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越南,年輕人視佛教為他們祖母那一代的事,他們只想去大城市,過上西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Thay是少數能夠吸引年輕人的佛教導師,甚至能引導他們追求過寺院的生活。」她繼續說,「但是,他能吸引如此龐大的人群,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接受他的教誨這一事實讓越南共產黨政府震驚害怕。」

在2007年,一行禪師再次拜訪他的祖國,這一旅程他的首要關注點是幫助癒合越南的歷史傷痛。他有各種治療方式,松法師解釋說:「Thay向越南政府提出建議,讓入籍他國的海外越南人能在不須特別簽證的情况下回來,同時建立紀念碑以紀念當年喪命的船民。實際上,治療的要點是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個地區各舉行安魂曲儀式。當時的想法是,通過儀式悼念所有在戰爭中死去的人,不論死者生前屬於哪個政權派系。」

為逝者舉行喜慶似儀式是越南傳統。但由一行禪師率領的,允許紀念因戰爭去世的人所做的儀式卻是頭一遭。據他說,這類集體性治療方法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現在不把苦難和創傷轉化,它們將會被轉移到下一代,」 他說,「下一代人將會受苦,同時不明白根由。現在就把苦難和傷痛轉化掉是最好的方式。」

2008年,一行禪師又再次拜訪越南。然而,自那時起,共產黨政府明確表示不再歡迎他。他在2005年的第一次訪問中,一所名字叫「般若(Bat Nha)」的寺廟住持多次請禪師擔任該寺的住持。禪師告訴該住持繼續留任,但他同意協助住持把寺廟轉換成一所修道院。禪師向政府申請許可證,在批准後由梅村負責修建。

最初,般若修院有個僅能容納五十人的大堂。在修院住過數個月的鄧嚴法师說,「從2005年到2008年,我們建了五座建築,包括一間可容納三千人的禪堂。然後,我們買下周圍的土地,把寺院面積擴展了三倍。政府想不到般若修院會發展修建得如此之快,也無法預見人民的反應。每個星期天,數千人到修院來做正念修習。」 短短的4年時間,一行禪師在修院為五百多名僧尼舉行了持戒禮。

在2008年的年中,一行禪師的影響力讓共產黨政府備受威脅,他們開始摧毀般若修院。首先,他們命令來自梅園的僧尼離開;然後,他們要求在修院修習的越南人離開。政府在2009年6月派出暴徒恐嚇居民,對僧人和寺院建築投擲糞便,還掛上寫有「梅園滾回家。你所到之處皆帶來痛苦」的橫幅。到9月時,事態突然惡化。大約一百名警察來到修院,驅逐寺院僧人。兩位年長僧人遭到逮捕,餘下的人被迫在大雨中站立近十個小時之久,不準進食,他們同時還受到性騷擾和虐待。但是,沒有一個和尚或尼姑做出暴力回應。他們在誦經中保持平和。

許多僧人在附近的一所寺廟尋求庇護,但官員追上他們,還威脅寺廟的住持逼迫僧人離開。根據鄧嚴法师說,「不管他們是回家,或躲藏起來,或去其他寺廟,都一直被追緝。他們持續不斷地受到當局的迫害。目前,一行禪師在法國和美國的社區想方設法為這些僧人申請簽證,以期讓他們可以來西方的寺院修習,但這是個進度緩慢,成功不確定的過程。」

驅逐事件發生後,鄧嚴法师告訴我一行禪師花了很多時間做步行冥想。「有時,當我去他的小屋,屋外風大,樹木搖曳,Thay會說,『土地和天空感受到越南那邊的兄弟姐妹們的痛苦。』「我們是有理想和樂觀的人。」鄧嚴法师繼續說道。「我們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再有一個像般若修院的地方,但它會以另外一種形式回來。」她微笑著說,「我們將建四百所般若修院。」

2009年夏天,在波士頓郊外的一次靜修期間,一行禪師的肺部受到慢性感染。起初,他以為能夠在波士頓之後,繼續主持在科羅拉多州的靜修班,可是,醫生建議他住院治療,同時接受全面的抗生素療程。經過細心的醫療照顧,禪師的身體很快康復,之後,他立刻投入到正常教學中。現在,「他狀況良好,活力四射,」松法師說。「這八十三歲老人,他讓我們這些三十多歲的人望塵莫及。」

這些日子,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寫作,尤其是在回應般若修院事件上。「我們看到自己是祖先的延續,我們是同一條溪流,不是停滯不前的池塘或湖泊,」 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他把這首作品送給「我般若修院的孩子和遠近各處的人。」

「我們還可以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們的存在,以及他們孩子的存在……我們把自己傳送給我們年輕的兄弟姐妹,以及我們教導照顧的年輕人,不論他們是僧人或普通信徒。我們在彼此的身上互相看見。我們有機會把最美麗健康的自己傳送給他們,這是多麼大的喜悅和滿足感啊……我們、我們的祖先、我們的孩子一起匯聚成一條溪流。沒有分離、沒有遺憾。」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香巴拉太陽》雜誌2010年7月刊,頁36。譯文獲得香巴拉太陽主編安德烈·米勒授權 。原文:Peace in Every Step: Thich Nhat Hanh’s Life of Courage and Compassion | Published: Shambhala Sun | July 2010

《香巴拉太陽(Shambhala Sun)》是北美一份關於佛教、文化、禪修和生活的雙月刊,由非盈利機構香巴拉太陽基金會(Shambhala Sun Fundation)出版。基金會也同時出版讀者對象為佛教徒的《佛法(Buddhadharma)》雜誌。
註:《香巴拉太陽》雜誌和基金會於2016年初易名《獅子吼(Lion’s Roar)》。原文新地址:http://www.lionsroar.com/headline-july-2010/.。原文最後三節似乎在獅子吼位置的新原文內被刪除了。

馬拉拉聯合國大會演講稿

2013年7月12日,16歲生日的馬拉拉·尤薩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 )在聯合國大會上,為「馬拉拉日」發表演講

以最善良,最慈悲的真主名義。

尊敬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先生,尊敬的(聯合國)大會主席耶雷米奇(Vuk Jeremic)先生,尊敬的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先生,尊敬的長輩和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祝願你們平安(Assalamu alaikum)。

繼一段漫長時日之後,今日我很榮幸能再次發言。能在此與可敬的諸位聚集在一起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時刻,我也很榮幸能在今日穿戴已故貝娜姬·布多(Benazir Bhutto)的披肩。我不知道該從哪兒開始我的演講。我不知道人們會期望我說些甚麼,但是,首先,感謝真主讓我們所有的人都平等,也感謝每一位為我禱告,冀望我快速康復和過新生活的人。我無法相信人們向我展現出如此多的愛。我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份問候卡片和禮物。感謝所有的人。感謝孩子們,他們天真的話語鼓勵了我。感謝我的長輩,他們的祈禱讓我變得更堅強。我要感謝在巴基斯坦、英國和阿聯酋政府的醫院裏照顧我,幫助我恢復健康和重獲力量的護士、醫生和職員。

我全面支持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領導的全球教育優先計劃,還有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和尊敬的大會主席耶雷米奇先生的工作。我感謝他們持續提供的領導能力。他們不斷地激勵我們作出實踐。親愛的兄弟姐妹們,請記住一件事:馬拉拉日不是屬於我的日子。今日——是屬於曾經為自身權利說話的每一位女性,每一位男孩,以及每一位女孩。

數以百計的人權活動家和社會工作者不但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同時也努力去實現和平、教育與平等之自我目標。成千上萬的人遭受恐怖份子殺害,數百萬人因此而受傷。我只是其中的一個。

為此,我站在這裏,一個女孩,於人群之中。我不是為自己說話——我是為所有的女孩和男孩說話。我在這裏大聲說話——不是因為我可以高聲吶喊,而是為了替那些無法發聲的人說話,讓人們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我為那些為自己的權利抗爭過的人大聲說話:他們能過和平日子的權利。他們能被人尊嚴對待的權利。他們能享有平等機會的權利。他們能接受教育的權利。

親愛的朋友,在2012年10月9日,塔利班往我的左額開槍。他們也射殺我的朋友。他們以為子彈將會讓我們沉默,不過,他們失敗了。從那一沉默之中響起了成千上萬的聲音。恐怖份子以為他們能夠改變我的目標,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懼與無助。堅定、力量與勇氣誕生了。我還是同一個馬拉拉。我的理想依舊。我的希望亦如故。而我的夢想依然不變。親愛的姐妹兄弟,我不反對任何人。我在這裏演講也不是為了報個人之仇從而對抗塔利班或其它恐怖組織。我在這裏為每一位孩子能接受教育的權利發言。我希望塔利班、所有恐怖份子和極端份子的兒女都能接受教育。我甚至不怨恨射殺我的塔利班成員。

即使我手上有支槍,而他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會射殺他。這是我從穆罕默德先知、耶穌和佛陀身上學到的慈悲。這是我從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ohammed Ali Jinnah)身上學到的變革之傳統。這是我從甘地( Gandhi)、帕夏汗(Bacha Khan)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身上學到的非暴力哲學。這是我從父母身上學到的寬恕。這是我的靈魂告訴我:愛好和平,愛每一個人。

親愛的姐妹兄弟們,看到黑暗我們認識到光明的重要。在沉默中我們認識到聲音的重要。同樣地,當我們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Swat),當我們見到槍械時我們認識到筆與書本的重要。「筆比劍鋒」這一睿語如是說。確實如此。極端主義者害怕書與筆。他們害怕教育的力量。他們害怕女性。他們害怕女性聲音的力量。這就是他們最近在奎塔達(Quetta)的侵襲中殺害14位無辜學生的理由。這也是他們殺害女教師的原因。這也是他們每日炸毀學校的原由,因為他們從過去至今天一直都在害怕我們能為社會帶來的改變與平等。

我記得學校裏有一位小男孩,記者問他,「為什麼塔利班反對教育?」他指著自己的書本簡單地回答:「塔利班不知道這書裏寫了甚麼。」他們以為真主是個會把槍指向去上學的人的頭部的微小保守者。這些恐怖主義份子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濫用伊斯蘭教的名義。巴基斯坦是個熱愛和平民主的國家。普什圖人( Pashtuns )要他們的女兒和兒子接受教育。伊斯蘭教是個推崇和平、仁善與手足情誼的宗教。讓每位孩子上學是它的義務與責任,伊斯蘭教是這麼說的。和平是教育之必要。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特別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恐怖主義、戰爭和衝突阻撓了孩子就學的機會。我們對這些戰爭感到疲倦不堪。在很多方面和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女人及孩子飽受摧殘。

在印度,無辜和貧困的孩子是童工受害者。在尼日利亞,許多學校慘遭摧毀。在阿富汗,阿富汗人遭受極端主義的影響。年輕的女孩必須做家務童工並且在年幼時就被逼迫結婚。貧窮、無知、不公、種族主義和基本權利的剝奪,是男女都得面對的最大問題。

今天,我關注女性權益和女童教育,因為她們承受最多的苦難。曾經,女性活動家要求男性為她們爭取權益。但是,這次我們會為自己爭取權益。我不是在告訴男性不須再為女性權益發聲了,我是在關注女性的自主獨立並為她們抗爭。那麼,親愛的姐妹兄弟們,現在是為自己說話的時候了。今天,我們呼籲世界各國領袖必須改變他們的政策方針以支持和平與繁榮。我們呼籲各國領袖制定和簽署的所有協議必須保護女性及兒童的權益。違背婦女權益的協議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呼籲所有的政府確保每一位兒童都能接受免費和義務的教育。我們呼籲所有政府對抗恐怖主義和暴力。保護孩童,讓他們免於暴行和傷害。我們呼籲先進國家支持並擴展女童在發展中國家接受教育的機會。我們呼籲所有的社區心懷寬容、拒絕基於種姓、教義、派系、膚色、宗教或議程的偏見,確保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讓她們茁壯。當我們中的一半人遭到阻撓我們無法徹底取得成功。我們呼籲處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勇敢起來,去擁抱她們內心的力量,去實現她們最大的潛能。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為了每位孩子的璀璨未来我們要求學校和教育。我們會繼續旅程,朝和平與教育的目的地前進。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們。我們會為自己爭取權益,我們會為自己的聲音帶來改變。我們相信發自我們話語的感染力和力量。我們的話語可以改變全世界——因為我們眾志成城,為教育事業團結奮鬥。如果我們要實現目標,那麼讓我們利用知識這一武器自我激勵,讓我們通過團結的友愛自我保護。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們不可忘記數以百萬計的人在貧困、不公和無知中遭受苦難。我們不可忘記數以百萬計的失學兒童。我們不可忘記我們的姐妹兄弟等待著一個璀璨與和平的未来。

那麼,讓我們開展一場對抗文盲、貧困和恐怖主義的壯麗抗爭,讓我們撿起我們的課本和筆,它們才是威力最強大的武器。一個孩子、一位教師、一本書和一支筆可以改變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教育為先。謝謝大家。

註:初稿翻譯是依據英國衛報發表的馬拉拉演講文章。轉到此網站時才發現衛報的版本與原演講稿有所出入。文中連結的一段乃出自原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