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不受歡迎的詩人

這篇文章節錄自印度作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新書,“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
原文A Poet Unwelcome出自Outlook India雜誌,登於2012年8月13日。譯文同年獲得作者Pankaj Mishra授權翻譯。
台灣中譯本《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於2013年出版

1924年4月12日,在中國最重要的當代知識分子梁啟超的安排下,泰戈爾抵達上海作巡回演講。泰戈爾在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不久,躋身國際文學名家行列;在一個幾乎讓西方學術界和個人主宰的知識分子的氛圍下,他同時也是來自亞洲的寂寥孤音。恰如魯迅在1927年指出的,「讓我們看看那些是無聲民族。我們能聽到埃及的聲音嗎?我們能聽到安南和朝鲜的聲音嗎?除了泰戈爾,印度的其他聲音我們能聽到嗎?」[ref]《魯迅全集》卷4,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1頁。引文為「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1927年2月18日,3月28日漢口《中央日版》副刊轉載)[/ref]

日本小說家川端康成某次回憶:

「詩人身穿寬鬆流瀉的印度袍子,昂然而立,猶如聖人般的丰神,頭髮長而濃密,長鬚髯髯,雙目深邃銳利。一頭白髮輕柔地飄流至前額兩側;兩邊太陽穴下如鬍鬚似的一绺髮絲沿著頭髮與兩頰鬢髮結合,延伸至鬍子,狀似一位古老的東方魔法師,讓當時還是個男孩的我留下印象。」

從日本至阿根廷,世界各地擠滿了觀眾的演講廳在等候泰戈爾的光臨。1930年當泰戈爾拜訪美國時,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白宮接待他;紐約時報發表了21篇關於這位印度詩人的報導,其中兩篇是採訪他的文章。鑒於泰戈爾向西方的東道主傳達帶有來自東方預言的演說,如斯熱情顯得超乎尋常:美國人的現代文明乃是建立在金錢和權力的崇拜上,其本質具破壞性,需要東方的精神智慧來調和。

但是,當泰戈爾人在中國期間,在向中國人表達他對西方文明的懷疑,敦促亞洲人勿擯棄自身的傳統文化時,他卻遇到激烈的反抗。小說家茅盾在上海一期刊雜誌寫道:「印度詩聖泰戈爾終於抵達了!」「歡迎聲『像春雷似的爆起來了!』 [ref]節錄自《茅盾散文集》[/ref] 」。茅盾曾翻譯過泰戈爾的詩集;但在他那一身敵意的激進共產黨分子的化身下,他越發擔憂印度詩人可能對中國青年帶來不良影響。

茅盾警告,「我們堅決不歡迎高頌東方文明的泰戈爾。對於遭受國內軍閥主義和國外帝國主義壓迫的我們來說,沒有時間去做夢了[ref]「我們決不歡迎高唱東方文化的泰戈爾……我們以為中國當此內憂外患交迫,處在兩重壓迫——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軍閥專政……」 引述《小說月報》在泰戈爾抵達上海當天出版的一篇文章。[/ref]」。抵達中國後,僅短短數日,泰戈爾就面臨了「滾回去,來自亡國的奴隸!」之類的起哄吶喊口號。

對大多數十九世紀末和廿世紀初的中國人而言,印度是個典型的「消亡」國度,一個內部積弱,遭侵略者剝削,迫使她成為一個在道德和心理上蒙辱的國家,而其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亦是災難性的。

對一般中國人而言,自甘墮落的印度人在他們之間有著明顯的象徵:來自孟買的帕西商人充當英國與中國鴉片貿易的仲介;在上海、香港、漢口的通商口岸,錫克警察按時受命於他們的英國主人,對群集的中國人付諸暴力。印度士兵,自1841年首次的鴉片戰爭伊始,為英殖民政府打了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絕大多數英軍交兵清政府的戰爭。來自第37團馬德拉斯印度籍步兵團出現在一中國著名的愛國故事中:三元里抗英事件中,中國人戰勝了英軍。

實際上,在所參與過的英中戰爭中,印度人大多輕易取勝。1841年,近三千名印度士兵協助英國併吞香港。之後,大量來自旁遮普邦的穆斯林壯丁接受招募,前往英殖民地香港和新加坡充當駐防軍。印度人頻頻與當地的華人發生沖突,導致後者不斷慘遭鎮壓。規模最大的一次發生在1899年,當英軍攻佔中國大陸的新界時[ref]譯者註:此處的描述語焉不詳,導致“1899年”有誤導性,因為1899年的衝突是大清割讓新界的結果,而非攻佔。參考Six-Day War (1899)[/ref]。

毫不意外,描述印度和印度人的歧視性詞語在十九世紀末成為了中國市井文化的一部分。1886年,一位中國文人為錫克人冠上「紅頭阿三」這一名字,藉以影射他們的紅色頭巾。還有一些更難聽的稱呼。1904年,總部位於日本東京的一份著名中國雜誌,《江蘇》,刊登了一則短篇小說,故事描述一位窩囊的中國文人黃師表(即「黃種人的精英代表」意思)和一位神秘老叟夢境般穿越未來的旅程。漫步於上海弄堂間,他們看到一名白人男子領著一隊人馬在遊行。

師表端詳這些人,他們面黑如煤炭,頭紮狀似高帽的紅布條;腰間纏有掛有一根木棒的帶子。師表問老叟:「這些人是印度人嗎?」老叟說:「沒錯,英國人用他們做捕快。」師表問:「為甚麼總捕頭不是印度人?」老叟答曰:「誰聽聞過這事兒!印度人是亡國的民族,他們頂多就是奴才。」

故事後來提到,在如夢境般的情節中,師表看到一黃種人頭纏錫克式紅巾;定睛一看,卻是個中國人。當師表留意到穿梭於大街和弄堂裡的人皆紅巾纏頭,而學堂裡的教科書是天主教傳教士撰寫的英文課本時,夢境旋即變成一場噩夢。故事在師表見到中國陷入與印度相同命運的幻象後,於惶悚不安中終結。

當然,在清朝的印度人當中也有例外的,這些人認為能和一個受到粗暴干涉的國家——例如像印度這樣一個徹底被侵略的國家——組成泛亞主義者以共振同仇敵愾之氣。

1900年,當西方列國的不斷入侵引致義和團運動並在隨後得到清政府支持的反抗,世界所有的主要大國動員對抗清朝。來自若干國家,包括日本在內,達24萬名士兵組成的軍隊攻入北京,以解救受圍攻的使館區和遭掠奪的城市。在英國分遣隊的孟加拉軍隊當中,有位叫卡達哈爾·辛格(Gadadhar Singh),來自拉杰普特(Rajput)的士兵對義和團反西方的因由感到同情,儘管他認為義和團的惡劣戰術「讓整個國家和大清朝廷蒙塵」。

將抵達中國沿海的途中,辛格在日記中寫下,「雅利安人土地上耀眼的太陽早已西沉,中國姣麗的月亮是否也將垂暮?」辛格對中國的初次印象是發生在北京附近的景象,在那裡,飢餓不堪、骨瘦嶙峋的中國人住在荒廢或毀壞的村落;法國、沙俄和日本掠奪者的國旗在殘破的房頂上飄蕩。河水成了「雞尾酒血、屍體、屍骸和油脂。」辛格對俄法士兵屠殺、縱火和姦辱中國人的行徑尤為譴責。一些士兵純粹以虐待中國人取樂。「這些『體育員』[ref]譯者註:原文是“sportsmen”。鑒於作者提到辛格的作品以興都語出版,原來意思或許不是「體育員/運動家」。值得一提的是,英殖民時代的印度,“sportsmen”似乎是個頗為普遍的詞語。射獵及其他各種娛樂為主的愛好和運動,都以“sportsmen”稱之。[/ref]」」。辛格在日記中寫下——日記之後以興都語出版,而此書也成為極少數對這類鎮壓的見證之一——「來自被稱為是『文明的國家』。」

「即使鐵石心腸,也不得不融化,並油生惻隱之心。」辛格寫道,「我的心沒必要讓憐憫觸動,」他補充說,「因為我是來和中國人打仗的。但是……我感到一股與責任無關的感情。」嘗試了解自己對中國人的憐憫心,辛格意識到,這是因為中國人同許多印度人一樣,是佛教徒,為此,「是鄰居,是亞洲的居民。」「彼此的膚色,彼此的習俗和禮儀,」他寫道,「沒有多大的區別。為甚麼上天讓他們遭受如此浩劫?我們豈能不援助他們呢?」

卡達哈爾·辛格對他的印度同胞卻是大加譴責:「在印度,直轄市政府過去僱傭羅姆人[ref]譯者註:Doms,即今天的吉普賽人[/ref]」獵殺野犬,射殺一條狗的價格約二至四安那[ref]譯者註:(anna乃印度貨幣)[/ref]」……唯一的區別是,在印度,過去執行殺狗任務的是羅姆人,在這裡,殺人兇手還包括了文明溫和的興都教徒。」他們中的一位是比卡內爾大帝(Maharaja of Bikaner), 他和來自瓜廖爾(Gwalior) 的對手親自參與了西方國家對義和團運動的鎮壓。

1916年,在途經香港到日本的旅途中,泰戈爾親眼目睹一名錫克人毆打一名中國勞役。震驚之餘,他寫道:「宗教的奴隸」把印度人這一大英帝國的勾結者的頭腦給弄昏瞶了。「當英國人搶奪香港時,」 泰戈爾回憶說,「擊敗大清的是他們……他們包攬了凌辱中國的負擔。」

第一代中國領袖和思想家們體驗到印度人的恥辱——印度人在英國人面前——更殷勤的卑躬屈膝。印度這一國家,對穆斯林活動家和思想家賈馬爾·奧·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來說是個警世寓言:先是被征服,後精神受殖民。然而,依中國的觀點來看,儘管其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持續賴以為存的政治道德秩序有所缺陷,印度對自身的文化遺產之陌生卻是岌岌可危的。印度的哲學與文學——只有懂梵文的婆羅門教徒才懂得閱讀——是一部把大多數印度人隔絕在外的典籍;是歐洲人發現了這一典籍並把它譯成英文和德文[ref]譯者註:此處指的是《奧義書(Upanishads)》[/ref]」才讓受西方教育的一代印度知識分子能認識到自身的文化遺產。

在中國人看來,自16世紀莫臥兒帝國建立以來,印度就不斷受到外族統治;印度內部沒有一個能夠統一國家的統治階級。深思亞洲的命運,梁啟超認識到,在國際上爭取平等和尊嚴的印度最終卻以慘敗收場是個可怕的「亡國」故事。來自大不列顛的「小資本家」把印度人培養成士兵進而得以佔領整個印度大陸;印度人以犧牲自己的同胞來執行英國的政策。梁的許多同儕——盟友及批判者——認為中國在重蹈印度命運的危機中,因為中國人喪失了合作利益或民族團結的理性——一個得以讓歐洲強大繁榮的基礎。

比梁年輕一輩,參與了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一些思想家,對不持批判態度的印度哲學和宗教的中國仰慕者特別苛刻。章太炎(又稱章炳麟)對梁的導師康有為尤其不滿;章太炎後來成為佛教學者,他在印度文哲上的研究受人推崇。「印度人」,張寫道,「對國土喪失或民族衰敗普遍上不以為意……中國人的意志比印度人強,我們可以預見中國人的成就必能超越印度人。[ref]「夫薄於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盛衰,固未嘗慨然於胸中。… 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甯待蓍蔡而知乎!」[/ref]」

許多印度人相信,並把中國視為是個可能解放和重塑亞洲的盟友。為力挽義和團造成的災難,清政府建立了現代化的西式學堂,引進西方課程,派送中國學生到歐洲、美國甚至日本等國留學。數以千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首批中國青年得以接受現代科學、工程、醫學、法律、經濟和軍事技能等知識。消息傳到一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奧羅賓多高斯(Aurobindo Ghose)的耳中,致使他從遠處的印度為據說已經崛起的鄰居大加讚賞。

「外面的世界對中國在教育、培養和武裝自己這事上幾乎毫無概念。中國派出了一個觀察委員會到西方國家,並決定在未來十年內制訂立憲政府。她已推進教育體系改革方面的工作。」

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后來寫了關於他和印度流亡革命者在東京生活的情誼,以及在認識到英殖民印度的糟糕狀況後產生的憂慮。他出席了在東京舉行的希瓦吉大帝(Shivaji)紀念大會後,大受啟發,確信須採用希瓦吉這位興都教首領的游擊戰術方能把英國從印度驅逐出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一些主要領袖和活動家,包括孫中山在內,曾協助過印度的革命家,特別是那些經常利用上海和香港作為中轉站的加達爾黨(Ghadar Party)的成員。當一艘載有移民前往北美的客輪在溫哥華被拒登陸,船上乘客被禁止進食,隨後在折返加爾各答途中又被射殺後,導致在中國的各個錫克廟裡的信徒之間激起強烈的反英情緒。在新加坡的一印度步兵團發動兵變,引爆出第一宗自1857年以來英軍內部的首次反殖民情緒。

然而,讓中國人和印度人大感受挫的是,「亡國」的菁英不改對英國的效忠。一戰結束後,這一證據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談期間顯現,這一事實對大部分的亞洲國家來說是個無情的打擊。不出所料,由英國欽點的印度代表團對印度國大黨的索賠要求不予理會。這包括了比卡內爾的大帝,他曾在1900年代表英國到大清去平定義和團運動(幸運地,他太晚抵達,失去了殺害任何中國人的機會)。1914年,在歐洲戰爭爆發後不久,大帝向印度統治者獻意投誠,宣稱自己「有幸能效忠國王,將盡己所能,隨時準備去任何地方效勞。」近八萬名印度士兵將戰死於中東和歐洲的戰場上。大帝本人則經歷了一場平淡無奇的小戰爭——在他撤退後欲回印度探視生病的女兒之前——於1915年在蘇伊士運河附近發生的小規模衝突。在巴黎和會的談判桌上,他那兇猛卷曲的鬍鬚、鑲滿寶石的紅頭巾、堅持向各方談判領袖展示手臂上的虎紋,成為了引人注目的對象(法國領袖克列孟梭(Clemenceau)對此留下深刻印象,並於1920年到比卡內爾作狩獵之旅,這得以讓他展示了可能是在巴黎和會中唯一積極卻短暫的成果:兩隻死老虎)。

在巴黎,為守住半自治的比卡內爾王國特權,大帝做出了激烈的鬥爭,而英國人也樂於讓他在安靜射殺他的老虎的當兒,提供一丁點他期望的印度自治的模糊可能。毛澤東,同許多中國人一樣密切關注在巴黎的談判,寫道,「印度為自己贏得了個小丑」,但是,「印度人民的要求卻不獲准予。」

始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學生對西方列強就巴黎和會的裁決所做出的本能激烈反對;中國,儘管其代表獲得認真對待,卻深感侮辱。從柏林、巴黎、倫敦、紐約和莫斯科深造歸國的中國青年,早已開始介紹和討論他們認為能強化中國對抗西方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論,這包括了共產主義在內。他們的普遍共識是摒棄儒家傳統。在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如此寫道,「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滅。[ref]譯者註:這段話節自《陳獨秀文選》[/ref]」」

對五四一代而言,法俄大革命的平等主義和西方工業實力的科學精神基礎優於推崇傳統甚於創新,導致中國落後及軟弱僵固的中國文化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希望中國效法西方模式,成為一個自信而強大的國家,他們對到訪中國的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推崇備至,認為二人對科學與民主的信念似乎在引領著中國走向救贖之路。在1924年,鮮少有中國青年願意傾聽明顯是脫俗詩人對現代西方文明的問題和古老亞洲的美德大發議論。

就在去年,梁啟超和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及激進派之間爆發了一場唇槍舌劍,這些人深信共產黨乃是解決西方的危機及中國混亂秩序的答案。接待泰戈爾的梁啟超早已受到年輕激進派的攻擊,這些人也對浪漫詩人徐志摩——泰戈爾在中國的通譯員——展開連珠砲似的抨擊。

與梁一樣,較為公開擁護國粹的儒學家與佛學家對中國在現代社會存活的信念依舊信心滿懷,嘗試向革新派和保守派倡導他們那類似宗教的理想。例如,改革派的太虛和尚(1890年至1947年)[ref] 原文為「Tanxu 」和尚。有誤。應為「Taixu(太虛)」。倓虚(Tanxu)和尚生於清光緒元年(紀元一 八七五年),圓寂於紀元一九六三年,世壽八十九,僧臘四十六。[/ref]試圖為中國佛教奠定一個世俗的方向,讓寺廟、學校和世俗社會階層去體恤貧困及未受教育的人。

但這對年輕的激進派卻不盡如人意。哥倫比亞大學卒業的胡適,是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弟子,也是其中一位更開放的「全盤西化者」,他代表激進派撰文,把上述觀點譏笑為無稽之談,並認為中國是個軟弱消極的國家,被自身的外在和政治環境所束縛,這些人提出的建議(和觀點)將永不能滿足中國人的精神渴望。共產黨決定通過它旗下的各個雜誌發起反泰戈爾運動。「我們非得警告他們,」陳獨秀對中國青年說,「切勿印度化。除非,那就是,他們希望未來自己的棺材躺在一殖民大國踩著的腳底下。」

充滿火藥味的論戰,一個同中國和印度有關的,由西方制定的全球等級體系中一個更大而未知的部分,表明了中國的思想家在設想他們國內的秩序時,也得把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一併考慮,同時不捲入一場巨大的,關於昔時與今日的意識形態之唇槍舌劍中。因此,泰戈爾在1924年「踏上西方帝國主義的門戶城市上海」後,就如茅盾所言,他掀起了一場政治騷動,預示著其他更為猛烈——將永遠改變亞洲版圖的風暴還在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