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步步行: 一行禪師生命中的勇氣與慈悲

從飽經越戰苦難的前線和平活動家到顯赫的世界級佛教導師,一行禪師把他的一生貢獻於和平與佛法中。

在七艘裝滿食物的船上,一行禪師和一小隊義工向邱邦河(Thu Bon River)的上游划去,直入士兵們互相射殺,空氣中散發著屍體腐臭味的高山內。這組義工隊既沒有蚊帳,也沒有飲用水,他們頂著寒風在船上睡覺和進食白米飯。在這一嚴酷的條件下,曾感染過霍亂和痢疾的一行禪師再次染上同樣的疾病。

那是1964年的南越。在經過數天豪雨過後,該地區的峽谷洪流爆發,水勢湍流不止,四千多人在逃生無望中喪命;數千家園慘遭淹沒。全國動員救災,但受困在沖突地區的災民遭受最多苦難,沒有人——除了一行禪師和他的團隊外——願意冒著被卡在沖突導火線的危險情況下去賑災。

整整五天,義工隊一一走訪受災村莊,為村民分發食品,在遇到傷兵時,他們也不分傷兵派系,皆同樣給予幫助。在面對這一苦難,加上他的國家越南長期遭逢生靈涂炭的悲痛下,一行禪師往自己的一根手指上割去,讓血流入邱邦河。「這,」他說,「是為在戰爭和洪水中喪命的人祈禱。」

人間佛教是通過冥想和修習佛法,把頓悟實踐到社會、環境或政治中以期減輕人間的苦難。一行禪師是公認的人間佛教身體力行者,但是,身為僧人的他在接受《香巴拉太陽》雜誌採訪時說,所有佛教都是入世的:「當炸彈開始往下掉打在人們身時,你不能繼續留在禪堂裡打坐冥想。冥想是感悟認知所發生的事——不僅僅是內心和感情上的,還包括周遭發生的事。」

「當我在越南還是一個見習僧人時,」他繼續說,「我們年輕僧人目睹了戰爭帶來的苦難。因為如此,我們極度渴望通過入世的方式去修習佛法,以期把所學實踐到社會中。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傳統的佛教並不直接提供人間佛教教義。我們只能自己去做。」

為此,人間佛教在越南戰爭之際誕生了,並在西方世界產生了深刻共鳴。一行禪師或“Thay”「先生」(學生對他的親切稱呼), 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佛教導師之一。他也是一位多產作家;他的作品寬廣豐富。一行禪師出版過的作品包括回憶錄、日記、詩歌、兒童故事書和歷史小說等。但是,他最為人知的作品卻是佛法傳授。他深受歡迎的作品包括《和平步步行(Peace Is Every Step)》和《真愛(True Love)》。在這些書中,他分析佛法的根本要義,教導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應用這些佛法教義;他得其他作品則帶有學術性質,例如《割穿妄念的金剛石(Diamond That Cuts Through Illusion)》,是本闡釋《金剛經》的書;而《根基轉化:唯識五十偈頌注釋( Transformation at the Base: Fifty Verses on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則通過主流佛教思想和現代的概念來闡述阿毗達摩(Abhidharma)及傳統佛教就心理學方面的教義。

前佛教和平團契執行董事艾倫·瑟耐克(Alan Senauke)和我談起一行禪師的教誨:「一行禪師的學識非常深厚,毫不晦澀。他把難以理解的教義變得平易近人和生活化。你可以清楚知道該如何去應用這些教義。」

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智慧心(The Wise Heart)》的作者補充說,「一行禪師有能力表述一些我聽過的,最深奧,就相互依存和空無方面的佛法教義。他有著詩人般的才情,能夠舉起一張紙教導我們雨雲、樹和伐樹人都在同一張紙裡。他是把法燈帶到西方社會最重要的掌燈人之一。」

原名叫阮春保(Nguyen Xuan Bao)的一行禪師於1926年誕生在越南中部。在與奧歐普拉·溫芙蕾(Oprah Winfrey)的一次訪談中,他告訴溫芙蕾,說自己童年最美好的回憶大約是在七八歲左右, 他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佛陀的照片。佛陀坐在草地上,面帶微笑,看上去比當時還是小男孩的他所認識的人更平和。禪師決定,他想像佛陀一樣成為一個和尚。開始時,他的父母不願意,認為這將是一個艱苦的生活。然而,在他16歲時,他的父母允許他進入順化附近的一間臨濟宗禪寺修習。

在寺院內,他師從陳貴真實(Thanh Quy Chan That)法師。法師教導他冥想乃通往了悟之門。然而,寺院的生活並沒能讓他全天候學習冥想。所有的人,上至地位高的僧人,下至新進沙彌,都必須遵循一個條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以禪師每日做鏟糞便、打谷和挑水等工作,直到肩膀紅腫為止方能休息。

幾年後,一行禪師正式持戒,並被送往報國寺佛學院(Bao Quoc Institute)深造。但是,基於學院提供的課程缺乏對文學、哲學和外國語言方面的重視,他對學院的教學不滿意。學院管理層拒絕了他就課程改革的建議,因此,他和一組學生離開寺院,然後到西貢的一所寺廟居住,在那裡,他們研究西方哲學和科學,抱著這些知識能夠重振越南佛教的信念。在30年代,青年佛教改革運動已經在越南生根,一行禪師離開寶國學院的決定也顯示了他與佛教改革運動的目標一致。

為了促進改革,一行禪師教導和撰寫佛教知識,他在二十多歲時就已經出版了數本作品,與此同時,他予人耳目一新的思想言論也讓人廣為傳誦。根據他當年的作品,他認為,為了挽救日趨陳舊的佛教,它必須與世界各地並肩進步。第一聖諦,即苦聖諦——是靜止不動的——可是,每一時代的苦難性質也會隨著時代而改變。一行禪師教導:為了讓修行者減輕他們從社會經歷的苦難,他們必須與所處時代所遭逢的苦難有親身體驗。當時越南面臨的嚴峻情況對他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入侵越南,並把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出越南。當日本於1945年投降後,越南出現了權力真空。這使得越南獨立同盟——一個受到越南人歡擁護,由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能夠發起革命。然而,1947年,當大規模戰爭爆發後,盟軍同意法國重建殖民統治。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Bien Dien Phu)戰敗後撤出。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越南被分裂成兩個國家,一為親西方的南越、一為受越共控制的北越——並將在國際的監督下舉行自由選舉,然後完成國家統一。但是,美國擔心選舉將讓共產黨勢力擴展至全國,為此,美國發動越南戰爭以確保選舉無法實現。很快地,事態的發展清楚顯示只有美國的外交力量、經濟和軍事干預才能保全南越政府。

與美國人一樣, 越南的佛教徒擔憂共產黨會接管越南。為了鼓勵佛教徒建立一個統一戰線以支持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南越,一行禪師加入一家鼓勵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雜誌社,任職編輯。在這期間,他還在一份日報撰寫一系列的佛法文章,並召集了數百位和他一樣對越南抱有有相同遠見的人見面;他還創辦了一份佛教雜誌,讀者對象是追求佛教現代化的年輕僧侶。

一行禪師為推進人間佛教所做出的努力招來了保守佛教權派的注意,這些人試圖阻擾他的工作。最明顯的例子是他主編的,在全越南佛教協會( All-Vietnam Buddhist Association)旗下出版的雜誌被迫停刊。這讓一行禪師改弦易轍;他在西貢附近的森林裡創建了一所實驗性小社區——馮波(Phuong Boi)。在他的著作,《芬芳棕櫚葉(Fragrant Palm Leave)》一書中,一行禪師抒情地敘述馮波的生活。「森林裡的早晨如白紙般潔淨,除了緋紅的紙邊,儘是純白。」夜晚則「夜如帷幕」、「深而隱秘」。

在馮波生活期間,一行禪師繼續從事人間佛教的寫作,並到各個寺廟佈道。在一次旅途中,他遇到一位生物學學生高玉芳(Cao Ngoc Phuong)。高玉芳後來成為一行禪師「十三雪松」的一員;「十三雪松」是十三位充滿激情的年輕人,他們追隨一行禪師學習,並全面支持他的工作。高玉芳後來成為真空法師(Sister Chan Khong)。一行禪師吸引了大量學生追隨者,這讓傳統佛教徒倍覺威脅,他們持續不斷地對禪師做出各種抵制。這些反對者多方面阻擾取消他教導的佛教課程。越南政府也同樣對他的行動不滿,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一行禪師逃到西貢,而那些繼續留在馮波的追隨者則被迫遷移到政府軍建立的小村莊。

在遭到一連串變故的刺激之下,一行禪師接受了獎學金,前往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深造,攻讀比較宗教。1962年,他在日記中如此描述:普林斯頓有著與馮波的生活一樣的抒情,「秋高氣爽的季節,微風中,落葉和肩膀相遇。時而金黃,時而殷紅如胭。」然而,禪師害思鄉病,同時敏銳地感受到實驗社區的滅亡。」「普林斯頓是美麗的,」他寫道,「但它沒有馮波獨有的風情。霧不曾群山環繞,它不會讓你彷如站在海的邊緣……普林斯頓缺乏馮波的野性。」

但是,他同時寫道,「我們從來沒有失去過馮波。它在我們心中是一處聖地。」在內心尋找真正的家是一行禪師多年來能夠繼續自我增進的能力,也因為如此,冥想使他成為當今最著名的導師,「我已抵達。我已到家。」他在另一本著作中使用這一名字,「我已抵達淨土,一個能讓我觸摸兒時天堂和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真正的家。我不再對存在和不存在、如來如去、生死等事煩心。在我真正的家里我沒有恐懼、沒有焦慮。我得到平和與解脫。我真正的家是在這裡,在當下。」

1962年,一行禪師偶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裡發現一本舊書,從而引發出他對虛無的深刻頓悟——他開始了一段時間的內觀修練。

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學業後,他搬到紐約,並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職佛教講師,在那裡,他和一位美國研究生共住一間公寓,該研究生向他學習一些越南語,並向他學習吃素。

同年秋天,某個晚上,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書架上發現一本書。一本於1892年出版,並於同年捐贈給圖書館的書,但是,書後頁的借書記錄卡戳印顯示,只有兩人借閱過——第一次是在1915年,另一次在1932年。禪師決定成為第三位借書人,與此同時,他的一顆心讓渴望與兩位借書人會面的願望所駕馭。他們消失了,他意識到自己很快也會消失。他想知道被情緒籠罩下的自己是甚麼,究竟是否存在。然後,他感受到一絲頓悟。後來他在日記中寫下:「如果你打我,對我拋石頭,甚至射殺我,所有關於「我」的一切將瓦解。那麼,甚麼會凸顯呢——淡如煙霧、虛無縹緲,卻非煙霧,也非虛無;既非醜,也非不醜陋;美麗,卻也不美麗……像蚱蜢般,我沒有天賜的思想。」根據一行禪師的解釋,他在越南出家,並且教導了許多不同年齡層的越南佛教徒,但他卻在西方成道。

他祖國的形勢變得日益嚴峻。在1963年4月,信仰羅馬天主教的南越總統吳廷琰禁止佛教徒在佛陀誕生傳統週年紀念日展示佛教旗幟。抗議這一禁令的示威緊隨而至,一些人為此喪命,其他人則遭到逮捕、慘遭酷刑。在六月,釋廣德(Thich Quang Duc)和尚在西貢的十字大街上以抗議形式自焚。那是越南的第一起自焚事件,這自焚事件導致其他人效法。

身在美國的一行禪師為此焦慮不已——他飽受自己因崇高努力所造成的傷害,以及如瓷器做成的灌木叢被折斷等等夢境的折磨煎熬。從1963年的6月至10月期間,為了爭取和平運動得到支持,一行禪師馬不停蹄地接受報章和電視台等媒體的訪問,他還進行了一個媒體廣為宣傳的五天絕食活動。他把從越南方面獲得的有關人權迫害的新聞譯成英語,並在整理彙集成一份文件後遞交予聯合國。

然後,吳廷琰政權在1963年的11月垮台。吳本人遭到政變暗殺。一位曾對一行禪師在推進佛教現代化方面做出的努力抵制過的保守派佛教法師給他發了封電報,敦促禪師回國協助重組佛教。禪師不但考慮了要求,亦大為感動。無常是多麼奇妙啊!他對高玉芳說。

在1963年的12月16日,一行禪師回到越南,並在數星期後向越南統一佛教會(UBC)理事會提交一份三點建議書。請求他們呼籲停止在越南發生的各種敵對行動;建立一所能夠讓國家領導人學習寬容的佛學院;創建一家培訓中心,以培養社會工作者通過非暴力來推動社會改革。但是,理事會只接受了創辦佛學院的建議。高等教育佛學研究所於1964年2月創立,後來研究所易名為萬行佛教大學(Van Hanh Buddhist University)。其餘兩點建議被理事會視為一個詩人的不切實際想法。

然而,一行禪師並不泄氣,在沒有統一佛教會的抵制下,他建立了幾個作為社會改革模式的試點村莊。他鼓勵村民們發展自己的地方經濟、提供醫療保健和教育,教導年輕人通過學習現代化耕作和改進公共衛生等方式自力更生。當統一佛教會看到一行禪師的成功後,他們同意支持他培養年輕人為窮人服務的想法,但卻沒提供任何財政援助。

禪師在1965年9月宣布,青年社會服務學院(School of Youth for Social Service(SYSS))將作為萬行佛教大學的一個課程項目。反響熱烈非常,僅三百學額的課程吸引了一千多名理想主義者的申請。但在1966年,因為擔心禪師與共產黨暗中勾結,統一佛教會撤銷對禪師建議的認可。然而,SYSS因為獲得年輕人的支持而能繼續推行許多為人稱道的項目,其中一個項目,是義工冒著生命危險幫助農民重建在戰爭期間飽經轟炸的村莊。

1966年2月,一行禪師授任六位SYSS領袖,做為一個他命名為為互存會(Order of Interbeing)的新宗教秩序。互存會是個讓佛教修習者——不論男女、僧人和普通教徒——共同致力於社會服務的社區,參與的人每年須接受至少60天的正念訓練,並遵守十四條正念培訓。一行禪師編寫的正念培訓課程,其目地是為過去數千年來佛教徒遵守的數百條傳統戒律提供一個現代化版本。正念培訓課程旨在讓今人佛教徒修習菩提心,而非叛離佛教傳統。

前三條正念旨在克服意識形態的分歧、狂熱、政治或宗教方面的自以為是。第四條正念則鞭策學員不但要冥想苦難,並須積極去減輕難。第五條正念涉及到消費——過簡單生活,遠離酒精飲料——第六條正念注重尋找個人的憤怒心以期能對症下藥,因為憤怒心最能製造深遠的社會苦果。第七條正念,是在所有正念的核心上教導當下正念的重要性,第八和第九條正念則教導正確的言論。最後五條正念涉及到身體的各種感官,敦促會員不可犯上暴力行為,或從事有害的性行為等。

互存會為首次授任的六位成員舉行了個慶祝會。每位成員各獲得一盞手工製作的紙燈,燈上有一行禪師用中文書法寫的字句,如「滿月之燈」、「智慧之燈,」等。六位會員由三男三女組成,高玉芳是其中一位。雖沒有削髮為尼,三位女性選擇了獨身禁慾。而三名男子,選擇了結婚和過普通信徒的生活。由於戰亂,直到1981年後,互存會核心社區未接受任何人加入。今天的互存會已發展成一個達一千多名核心成員的龐大社區。

在1966年5月,一行禪師離開越南,原本他以為短短數個星期的旅程,到後來卻變成了40年的流亡生活。當時禪師離開越南的目的是到美國為康奈爾大學主持越南佛教研討會,並同時進行一個促進和平的演講旅遊,藉以向西方表示越南既不是共產主義國家,也不反共的意見。禪師在此行期間會見了許多包括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William Fulbright)、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和馬丁·路德·金等名人。金後來提名一行禪師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但在6月1日,一行禪師在華盛頓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提呈了和平建議書後,同日,南越政府即刻宣布他為叛徒。在建議書裡,禪師敦促美國停止轟炸越南,提供無附帶政治或意識形態的重建援助。建議書裡提出的其他建議明確顯示,一行禪師不傾向戰爭中的任何一方。這使他成為南北越雙方的敵人。

美國之行後他移居法國,並在巴黎的一個貧民區落腳,在那裡,他成為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團主席。在當時,他和他的小團隊向巴黎公眾傳播越南局勢方面的工作,以及尋找贊助人領養越南孤兒。這在當時是個重要的工作,但對他個人來說,也是個具有挑戰性的時刻。他曾經提到那段日子,形容自己感覺像是細胞從體內分裂般,或像蜜蜂離開了蜂窩似的。他期待能再次回到越南;可是,當北越共產黨在1975年控制南越後,他被禁止回去越南。

1976年,一行禪師到新加坡出席宗教與世界和平大會,在那裡,一隊越南女團員告訴他,因為移民配額的因素,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滯留在東南亞各國的難民營裡,無望獲得任何國家接受。由於許多難民乘坐顛簸小船在大海中逃生,他們因此被戲稱為「船民」。來自互存會的鄧嚴法師(Sister Dang Nghiem)說,「他們像沙丁魚般被裝入船艙。」

因為害怕在共產黨管制下的生活,船民離開自己的國家,但出逃是件極度危險的事。如果政府發現他們逃離(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他們或被監禁,或遭射殺。海盜是另一個海上逃生不得不面對的兇險,一旦遇上,船民無一倖免皆遭洗劫,而婦女則慘遭輪姦,之後若再遇上另一艘船海盜,在無財物可被海盜掠奪之下,船民就會被殺害。鄧嚴法師說:「船民的死亡機率遠比劫後餘生還更大。」

在新加坡,一行禪師從越南女團員口中得知,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多國政府有個驅逐難民船出公海的政策。她們知道有九人即將被驅逐;她們邀請一行禪師做見證人。一行禪師對所見之事十分感動,旋即展開代表船民的工作。他和盟友發起資金籌募會,租了兩艘船,一艘是貨船「羅蘭(Roland)」號,另一艘是油輪「利普特(Leapdal)」號——在短短幾週內兩艘船在公海救出了近八百多位難民。他們的計劃是把難民送到關島和澳洲,如果這兩地的政府在難民抵達後拒絕發出就地簽證,禪師和他的朋友將會邀請記者採訪情況。當這個計劃洩露後,在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難民開始離開難民營,希望能遇上「羅蘭」號和「利普特」號。這事激怒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在項目開始後不到三個月,一行禪師被迫停止代表船民的工作。

儘管如此,一行禪師持續不斷地給予精神和情緒上的幫助,鄧嚴法師說。一行禪師最為著名的詩,《請以種種真實名字呼喚我》,就是在1978年幫助船民時寫的作品。他在詩中如此寫道,她是那位被被海盜強暴,然後被擲入海中的12歲難民;他也是海盗,尚未有愛人的能力。他是大權在握的政治成員;他同時还是勞改營的囚犯。他的結論是:

請以種種真實之名呼喚我,
我才能覺醒,
也才能讓我的心門敞開,
那是慈悲之門。

「這首詩充滿了慈悲心,」鄧嚴法師說,「一行禪師的詩治療了許多船民。這將能幫助他們擁抱痛苦,讓他們能與其他人溝通相連。」

一行禪師還吸引了一小批向他學修習佛法的越南學生追隨者。在1971年7月,他和追隨開始在農村尋找廉宜的物業,最後,他們在巴黎東南部找到一所殘破的房子。該房子後來被稱為「甜薯」。他們逐步修楫室內的各個房間,直到適合居住為止。在1975年,甜薯成為了十一個人常年居住的住宅;房子周圍優美的自然環境為他們治療恐怖戰爭烙下的後遺症起到了作用。

到了1982年,甜薯已經無法無法容納所有想到那裡靜修的人,為此,他們在多爾多涅(Dordogne)地區買下兩片土地;多爾多涅是世上最美味的乾梅李產地之一。他們把兩塊土地各稱為「上村莊」和「下村莊」,兩個村莊後來統稱為「梅村(Plum Village)」。

經過多年的努力,在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後,社區才把梅村發展成今天的規模。在當時,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上村莊」 種植一片梅子園,以便將來能夠賣梅果,以籌集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兒童。1990年,梅果開始收成;到了1992年梅果年產六噸。

社區也與梅樹一樣茁壯成長。1983年,他們舉行了第一個一百七十七位修行者的夏天開幕禮,到2000年,修行者人數達到一千八百人。梅村今天有五個獨立的小村莊,但它仍然是一個樸質的社區。在他的另一本書,《我已抵達,我到家了:慶祝梅村生活20年》,一行禪師解釋說,「我從來沒有想過在這裡建立一個豪華、漂亮的禪寺。當我能賣書賺錢後,我把所得的錢都用在救濟越南的飢餓洪水災民和受害者身上。在我們的社區還有許多人仍然用睡袋睡覺。真空法師仍使用睡袋。在梅村,我過去睡在用四塊磚頭、一張薄木板和超薄的床墊上。這並不妨礙我的快樂。」

一行禪師在美國創辦的第一所禪寺,「鹿苑(Deer Park)」,於2000年正式在加州的愛斯康迪都(Escondido)成立。鹿苑過去是一所戒療所、一個天體渡假勝地、一間犯人拘留中心,它也曾經是一所供警察使用的槍法訓練中心。鹿苑買下該地段時,營房破舊不堪,子彈和垃圾堆積,但周圍環境是丁香和白鼠尾草灌木叢圍繞。真空法師在她的著作,《學習真愛》一書裡提到,「我知道,我們可以把這些醜陋的破爛營房改造成一個美麗的地方,就像當年的梅村一樣。」當然,她是正確的。

一行禪師如今在世界各地有數十萬名學生,在美國,有數百個團體修習他的傳統。2007年,他在紐約的哈德遜河谷創辦了第三所禪修中心,「藍崖寺(Blue Cliff Monastery)」。每隔兩年,一行禪師會前往美國,為東西海岸的禪修中心主持靜修課程,每次的靜修班都吸引上千人參與。一行禪師寫過超過四十五本英語書籍,從暢銷作品到學術著作,不一而足。他還曾教導警察、囚犯和政治家做正念修習。他也領導過和平遊行、發起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靜坐,並激發了全方位的人間佛教運動。

2005年的1月11日,一行禪師終於有機會再次踏上越南土地。在僧伽成員的陪同下,他的足跡踏遍全國各地,與越南人聯繫溝通。他特別關注年輕人。

與一行禪師一起訪問越南的松法師(Sister Pine)說,「超過50%的越南人口在他離開後才出生,所以他是和全新的一代或兩代越南人接觸。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越南,年輕人視佛教為他們祖母那一代的事,他們只想去大城市,過上西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Thay是少數能夠吸引年輕人的佛教導師,甚至能引導他們追求過寺院的生活。」她繼續說,「但是,他能吸引如此龐大的人群,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接受他的教誨這一事實讓越南共產黨政府震驚害怕。」

在2007年,一行禪師再次拜訪他的祖國,這一旅程他的首要關注點是幫助癒合越南的歷史傷痛。他有各種治療方式,松法師解釋說:「Thay向越南政府提出建議,讓入籍他國的海外越南人能在不須特別簽證的情况下回來,同時建立紀念碑以紀念當年喪命的船民。實際上,治療的要點是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個地區各舉行安魂曲儀式。當時的想法是,通過儀式悼念所有在戰爭中死去的人,不論死者生前屬於哪個政權派系。」

為逝者舉行喜慶似儀式是越南傳統。但由一行禪師率領的,允許紀念因戰爭去世的人所做的儀式卻是頭一遭。據他說,這類集體性治療方法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現在不把苦難和創傷轉化,它們將會被轉移到下一代,」 他說,「下一代人將會受苦,同時不明白根由。現在就把苦難和傷痛轉化掉是最好的方式。」

2008年,一行禪師又再次拜訪越南。然而,自那時起,共產黨政府明確表示不再歡迎他。他在2005年的第一次訪問中,一所名字叫「般若(Bat Nha)」的寺廟住持多次請禪師擔任該寺的住持。禪師告訴該住持繼續留任,但他同意協助住持把寺廟轉換成一所修道院。禪師向政府申請許可證,在批准後由梅村負責修建。

最初,般若修院有個僅能容納五十人的大堂。在修院住過數個月的鄧嚴法师說,「從2005年到2008年,我們建了五座建築,包括一間可容納三千人的禪堂。然後,我們買下周圍的土地,把寺院面積擴展了三倍。政府想不到般若修院會發展修建得如此之快,也無法預見人民的反應。每個星期天,數千人到修院來做正念修習。」 短短的4年時間,一行禪師在修院為五百多名僧尼舉行了持戒禮。

在2008年的年中,一行禪師的影響力讓共產黨政府備受威脅,他們開始摧毀般若修院。首先,他們命令來自梅園的僧尼離開;然後,他們要求在修院修習的越南人離開。政府在2009年6月派出暴徒恐嚇居民,對僧人和寺院建築投擲糞便,還掛上寫有「梅園滾回家。你所到之處皆帶來痛苦」的橫幅。到9月時,事態突然惡化。大約一百名警察來到修院,驅逐寺院僧人。兩位年長僧人遭到逮捕,餘下的人被迫在大雨中站立近十個小時之久,不準進食,他們同時還受到性騷擾和虐待。但是,沒有一個和尚或尼姑做出暴力回應。他們在誦經中保持平和。

許多僧人在附近的一所寺廟尋求庇護,但官員追上他們,還威脅寺廟的住持逼迫僧人離開。根據鄧嚴法师說,「不管他們是回家,或躲藏起來,或去其他寺廟,都一直被追緝。他們持續不斷地受到當局的迫害。目前,一行禪師在法國和美國的社區想方設法為這些僧人申請簽證,以期讓他們可以來西方的寺院修習,但這是個進度緩慢,成功不確定的過程。」

驅逐事件發生後,鄧嚴法师告訴我一行禪師花了很多時間做步行冥想。「有時,當我去他的小屋,屋外風大,樹木搖曳,Thay會說,『土地和天空感受到越南那邊的兄弟姐妹們的痛苦。』「我們是有理想和樂觀的人。」鄧嚴法师繼續說道。「我們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再有一個像般若修院的地方,但它會以另外一種形式回來。」她微笑著說,「我們將建四百所般若修院。」

2009年夏天,在波士頓郊外的一次靜修期間,一行禪師的肺部受到慢性感染。起初,他以為能夠在波士頓之後,繼續主持在科羅拉多州的靜修班,可是,醫生建議他住院治療,同時接受全面的抗生素療程。經過細心的醫療照顧,禪師的身體很快康復,之後,他立刻投入到正常教學中。現在,「他狀況良好,活力四射,」松法師說。「這八十三歲老人,他讓我們這些三十多歲的人望塵莫及。」

這些日子,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寫作,尤其是在回應般若修院事件上。「我們看到自己是祖先的延續,我們是同一條溪流,不是停滯不前的池塘或湖泊,」 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他把這首作品送給「我般若修院的孩子和遠近各處的人。」

「我們還可以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們的存在,以及他們孩子的存在……我們把自己傳送給我們年輕的兄弟姐妹,以及我們教導照顧的年輕人,不論他們是僧人或普通信徒。我們在彼此的身上互相看見。我們有機會把最美麗健康的自己傳送給他們,這是多麼大的喜悅和滿足感啊……我們、我們的祖先、我們的孩子一起匯聚成一條溪流。沒有分離、沒有遺憾。」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香巴拉太陽》雜誌2010年7月刊,頁36。譯文獲得香巴拉太陽主編安德烈·米勒授權 。原文:Peace in Every Step: Thich Nhat Hanh’s Life of Courage and Compassion | Published: Shambhala Sun | July 2010

《香巴拉太陽(Shambhala Sun)》是北美一份關於佛教、文化、禪修和生活的雙月刊,由非盈利機構香巴拉太陽基金會(Shambhala Sun Fundation)出版。基金會也同時出版讀者對象為佛教徒的《佛法(Buddhadharma)》雜誌。
註:《香巴拉太陽》雜誌和基金會於2016年初易名《獅子吼(Lion’s Roar)》。原文新地址:http://www.lionsroar.com/headline-july-2010/.。原文最後三節似乎在獅子吼位置的新原文內被刪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