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

那是一八九四年的三月廿日,我當時人在班達,客居朋友家;他收到一封發自阿傑梅爾的電報:來自美國的安德魯夫人和潘迪達·拉曼拜女士欲在次日於阿格拉會見他。朋友接到電報時已是晚上九時,而距離火車出發的時間僅剩一個時辰。我決定陪他一起前去阿格拉。我們一刻也沒耽誤,倉促地為即將上路的行程打包行李,並在翌日清晨抵達詹西,而後轉道朝阿格拉出發。不巧我們竟碰上興都教徒朝聖的某一重大節日,火車車廂內是一片人山人海,從火車頂至月台上,乘客爭先恐後你推我擠地搶著爬入車廂內。我們買的是二等車廂的位子,但火車在當日沒提供二等車廂,為此,我們進入到幾乎空蕩蕩的頭等廂裡去——車廂內唯一的乘客是一位正在專注閱讀《盎格鲁–印度時報》「先驅者」專欄的帕西男士。

當日的報章登載了一則關於一位歐洲人的火葬故事:來自密魯特的一位文職官員立下遺囑,要求在死後讓遺體火葬,徹底擯棄土葬傳統。他的火葬儀式掀起了一陣轟動。

火葬在印度是件十分普通的事。每名興都教徒死後遺體都被火化,不過,一位歐洲人過世後遺體在印度的土地上火化卻是件稀奇大事。當然,在法國,或是在英國,沒有人會對這般處置遺體的方式感到驚奇;我們讀過,在這些國家,人死後火化遺體其實是基督教的一種儀式。

朋友與我皆對這一故事感興趣;帕西男士於是把報章借給我們讀。我讀了一遍,然後朝廣告欄掃了一眼。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徵求一位有經驗的醫生到拉達克首都列城工作。

我當時正好失業;因為妻子剛大病初癒,仍舊住在班達適應新環境,為此,我當時並不準備接受一份工作。但不知怎的,我心想不妨一試。我在火車上寫了封申請書,當下投寄出去,想看看會有甚麼結果。我以為在收到回覆前會有充裕的時間去考慮此事。

我們按時抵達阿格拉。抵達後,卻發現迎接我們的是令人懊惱的滂沱大雨。那是夜晚時刻,我們搭車前去北溪酒店查看二位女士是否已經抵達。她們已下榻酒店,而我們將在次日清早會見她們。在會面當日,以及接下來的幾日,我們陪伴兩位女士參觀了阿格拉各個著名景點:泰姬陵、阿格拉堡、希金達拉(阿克巴大帝陵墓)和小泰姬陵。拉曼拜女士對阿格拉堡內一狀似微型墓窖的隱祕迷宮最感興趣,因為它使人聯想到傳統上各種施加在那些窮奢極侈的穆斯林女性閨房成員身上的一些令人至為震驚的殘酷故事。或許它展示了「穆斯林妻妾的悲哀」;我們帶著許多引人深思的問題回去班達。

我沒想到自己半認真的申請迅速就收到回覆,也確實沒期望它能優先獲得考慮。然則我在四月八日收到一封駐喀什米爾外科醫生迪恩先生的來信,通知我已受錄用,且希望我盡速於斯利那加報到。我沒料到聘用書來得如此倉促,我妻子的身子依舊虛弱,無法自理,而幾乎所有的朋友都反對我接受這一職務;除非能延期,我打算謝絕。

就在這一關口上,英語及各種印度語言的報章刊登了一則轟動新聞——一位來自俄羅斯帝國的探險家諾托維茨聲稱在赫米斯寺有個驚天「發現」——一冊迄今不為人知的《耶穌基督的生活》之藏文手抄本。手抄本引發興趣的地方在於它涉及到耶穌生命的第十二與第十三年。一些人對此發現存疑;另一些人斷言它確鑿無誤。

我們的耶穌在舞勺之年從猶地亞的土地上消失,並在之後來到了東方的印度探索知識,又與一位婆羅門教徒一同渡過長達十五年的主張,這對慣一聽說「東方來的智者」到猶地亞朝覲升起的正義之太陽的人來說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我讓一股想要弄清究竟是真實事件還是虛假聲明的欲望填滿。在得知赫米斯寺離列城僅廿英里之遙後,我當即決定接受迪恩先生的聘用,即便朋友們做出任何反對,不論我將會遇到任何麻煩。有一件最重要又讓我感到寬慰的事,是關於我的妻子。她暫住朋友家,一起陪伴她的還有朋友的母親及他的妻子。讓妻子留在她們身邊讓我卸下心中大石,因為我知曉她能得到最好的照顧,如此與她兩地相隔使我得以安心。

四月十六日,我從班達動身,直接從坎普爾經勒克瑙,再經撒哈然波爾及拉合爾前往拉瓦爾品底。在拉合爾,由於我的一些親戚住在火車站附近,我不得不在火車站等候約一個時程;我預料這些親戚會反對我的決定,擔心他們會提出各種理由說服我,讓我放棄這一自私的行動,因此,我認為萬全之策是避免同他們見面。於是我繼續朝目的地前進,並在十九日抵達拉瓦爾品底。

印度男人是愛家的男人,他們天生不喜歡離鄉背土。聯合家庭制度源自印度人;一家人聚攏在同一屋檐下,合住、同煮、共進餐。沒有人應當為了健康、財富或任何其他的好事而離開自己的家與家人。為了事業遠走他鄉的進取心對印度人來說不是件與生俱來的事。家喻戶曉的興都諺語,「國外一個完整的麵包抵不上家裡的半個大餅」說明了印度人心繫家庭的觀念。對印度家庭而言,家中的一份子離鄉背土到遙遠的地方謀生是件極為不幸的事。在教育與西方思想的強力影響下,印度人奮力擠入到其他國家——以一種邁向榮耀的方式——遺留下一片愁雲慘霧籠罩家中成員。具有西方思想的人不能體會那些遠去英國深造的年輕印度學子的女家屬所承受的難以言喻之悲苦。那是一種猶如父母親眼睜睜看著寶貝兒子上戰場的錐心刺痛感。

抵達拉瓦爾品底後,我向鐵路作別。「桐軋」(Tonga)——雙匹馬車和「杙喀」(Ekka)——單匹馬車,是兩種唯一能前進喀什米爾的交通工具。然則在這期間路況極其惡劣,在一些更糟糕,難以通行的路徑上,旅客得不時下馬步行。單匹馬車雖更不方便,也更顛簸,不過在車伕的勸說下我決定使用它,因為這能讓我自行背負行李,不須把它留在車座上(如果我乘坐的是雙匹馬車的話)。我僱用了兩輛單匹馬車,一輛供自己使用,另一輛做行李運載。這之後,我即刻啟程朝穆里出發,並在翌日清晨抵達。

在穆里稍做停歇後,我成功勸誘兩位同伴繼續前進,直到十一點我們抵達發格里才作歇息——這裡的下坡路相對來說輕鬆許多。我們從拉瓦爾品底一路顛簸前行,不覺已走了約五十公里的路程,幾乎沒停下來歇息過,亦無需更換得往上攀爬五千英尺,拖曳大量行李的馬。兩匹馬雖然瘦削,一副營養不良的模樣,卻習慣了這樣的勞力活,且不因為漫長的路程或馱沉重的行李而勞累;牠們早已練就了非比尋常的體力與耐性。

我們於廿一日從發瓦里出發到鉤哈拉。鉤哈拉的傑赫勒姆河上有座景色數一數二的橋,是英殖民領土和喀什米爾邦的邊界線。橋的一邊是英屬領土,另一邊是喀什米爾邦的關稅站。

用過早餐後,我們離開鉤哈拉,然後取道垛萊,只行進了兩英里的路,我們發現到前方的道路因近來的連綿雨水而損壞不堪,不能通行。為了能抵達大路,我們不得不把單匹馬車拆卸開來,再由車伕背著各個馬車部件朝丘陵起伏的高地上走。這非同尋常的壯舉前前後後共進行了四次,這一經驗讓我們想到一句興都諺語,「有時船載車,有時車載船」。我們於下午四點鐘抵達多梅勒——兩英里路程的終點,一個我曾於一八八七年任職外科手術醫生的地方。此時此刻,在工程師亞力·艾金森先生的監管下,道路修築工作正在進行中;施工處有個規模不小的工廠,如今已改裝成一家極為舒適,亦是不可或缺的驛站,就座落在路邊。我一刻也沒停留,繼續旅途,直至黃昏時刻抵達加爾里。在加爾里我下榻一間驛站,確保人和馬都得到充足的休息與食物。翌日清晨,我們再度出發。當日的行程十分艱辛,比前一日還來得更艱巨——僅一匹馬駕馭的馬車艱難跋涉了四十八英里的山路。每行至三或四英里的山路,我們就得把馬車拆解,背載一段相當長的路,穿過馬車不能穿行的地方,次第再把馬車銜接上;我們以這種方式越過三個站。途中,我們聽聞了一則同日發生的致命意外,使得我們惶惶不安。一位英國旅人的單匹馬車滑落懸崖,他的「堪薩瑪」(khansama)——男廚師——不幸被淹死,而馬車與馬匹讓懸崖下的湍流給捲走了。

次日雨歇,路況亦較為平順。修路工作正在進行,不過,大自然卻與倒霉的修路工人過不去。在他們能清理出一小段路前,屈服於雪水和暴雨的龐然巨石滾落到路上,堵塞了長達一英里的道路。任憑修路工人付出的一切心血,他們卻是失望頻頻、前功盡棄,甚至郵遞服務也受延誤。

我們抵達歐里,又再次從雨中出發。車伕早已習慣形形色色的意外和危險,他滿嘴盡是諸如此類的故事。從一開始,一路走來,他就對我指出各個發生意外的地方:單匹馬車在此跌落、或雙匹馬車在此翻覆、或馬匹在此失足、或某人在此溺斃。道路與駭人的事故彼此相連。那是條狹窄的險路,一邊是荒涼的山崖,另一邊是幽深的死亡谷——豁開大口的河流。倘若反方向迎面而來兩駕雙匹或單匹馬車,最靠近河流的馬車將陷入危險。如果馬匹驚跳起來,或車輪遭到任何意外,那麼車座及所有的一切都將會被拋擲至懸崖內。河邊鋪有讓道路更安全的石塊,但鋪石工作卻一直荒廢著。

當我們抵達冉普爾時,已是一八九四年的四月廿三日,從這兒開始,旅途依舊是一波三折。廿四日,我們道別冉普爾,並在中午抵達巴拉穆喇。那日,我們不用拆卸馬車,可是雨水把道路沖刷成了泥濘河道;污泥沾染了馬車、馬匹及人,幾乎所有的一切無不泥濘沾身。這結束了單匹馬車的最後行程,我與車伕道別,支付他們一筆豐厚酬金以表謝意。這之後,我對船夫表忠誠,任由他們支配。我在巴拉穆喇僱用了一艘船;我極力勸誘船夫立即向斯利那加出發,他們卻猶豫不決。就在前兩天,一名英國男子不顧惡劣的氣候,匆匆堅持出發,後慘遭溺斃。湖面上狂風颼颼作響把船給打翻了。在費盡了一番脣舌後,我成功哄勸他們出發,又給他們半個時辰做準備。

那是四月廿四日,我們的船於傍晚五點鐘啟程朝斯利那加出發,但在航行不到一英里時,狂風忽然大作,船隻陷入危險。我們只得折返,費力划回岸邊。抵達岸邊後,船夫把船繫於一棵樹,而我只能在一旁自我反省我那令船夫們極度反感的急不可耐性子。

一位看著像老叟的船夫用以一副意味深長的表情對我說,他抗拒我的意願是對的,因為這不是出發的恰當時機,而我們可能得在湖邊通宵守候。我知道「甚麼時候該閉嘴」。午夜時分,天空復又清朗起來,我再次乘機佔這些性格溫厚的船夫的便宜,勸誘他們出發。他們似乎不情願,但我對這些懦弱船夫的認識讓我有勇氣恐嚇他們聽從。於是我們再度出發,並在次日清晨抵達蘇普爾。由於氣候變化無常,我在蘇普爾又多僱用了八名船夫。如今我有十四位船夫為我划船,憑著這十四位划槳手,船在湖面上飛速前進,並順利在廿五日下午五點抵達斯利那加。不久之後,我在布道醫院見到了我的老朋友兼老同學吉迪恩。廿六日,我向駐院外科醫生報到。他給我一封介紹信,讓我交給在皇家溫泉的戈弗雷上尉,又告訴我得在斯利那加等上兩個月,直到去拉達克的道路能通行為止,而我也得準備一些禦寒衣服。

初時我為自己倉促離開印度感到懊悔,因為我將無法在兩個月內抵達目的地;但是,當我坐下來開始閱讀報章後,並在獲知諾托維茨的假定發現在各個宗教媒體上引發了深刻討論後,這一想法立即消失。《印度時報》、《阿拉亞斯時報》、《通神論者時報》,以及反基督教的作家就這一發現洋洋得意地討論個不休,他們斷言說,即便是基督教的創始人也得坐在印度聖人的腳邊,而祂的一切教義只不過是東方智慧的見解。我的熱情又復點燃,一顆心充滿了想要達致正確結論的渴望,想私下做一個獨立的探究。我對「判決」持開放態度,亦頗傾向於諾托維茨,因此對毀謗他的人的論調不太在意。在喀什米爾,我與兩位基督教傳教士兄弟會面——來自英國教會醫院,名氣響噹噹的雅特·內維醫生與恩格·內維醫生。內維兄弟在喀什米爾行醫,上至印度王公、下至貧困農民,都對他們心存感激,一致認為兄弟倆的醫術十分高明,又待人得體。內維兄弟胸懷耶穌精神濟世救人,在病人的心中鋪出了一條道路給他們的主。我欣喜得知,不久之後能有幸在雅特·內維醫生的旗下工作,就在英國教會醫院內。

在斯利那加我也和來自傳教公會的諾勒斯先生見面,我問他對諾托維茨發現的看法。他告訴我已從列城的傳教士處查出這整個事件是個不折不扣的騙局,而諾托維茨本人根本未曾踏足列城,甚至列城附近地區也不曾涉足過。我難以相信。我認為在這樣一個啟蒙時代,一位紳士根本不可能如此編造一個滔天謊言。我以為更可能是傳教士們傾向於反對這一發現,因此對諾托維茨心存偏見。

雖然如此,我繼續留在斯利那加,就住來船屋上。一日,在我沿著姆西花園走時,迎面走來幾位留辮子的人。初時我以為他們是中國人,當我走得較近時,卻意外發現其中一位會說旁遮普話。我藉機與他們攀談,問他們來自何處,為何來斯利那加。在得知他們來自列城後,我欣喜若狂;他們告訴我他們此次陪同一位格西(Kushuk)來斯利那加。我事後得知格西是甚麼樣的地位,不過在當時,我對格西在藏佛教裡是某種偉大的宗教角色感到滿意。我把這位會說旁遮普話的新知帶到我的船屋,招待他點心茶水,然後,像酬謝自己對他的款待般,我請求會見他的格西。

他應允了我的提議,並向我保證明日若我去拜訪他,就將能在巴桑花園與格西會面。我向他致謝;翌日,我如約出現在尊貴的格西面前。格西坐在一張椅上,椅下鋪有一張漂亮且昂貴的地毯,身邊是一隻守護著他的藏獒。見到我這位可疑的陌生人,藏獒對我吠叫。格西讓牠安靜下來,接著與我握手,示意我坐在他身旁的另一張椅子上。在各道禮數時,我注意到格西還會說點夾雜著些許旁遮普話的烏爾都語8。

這是我的機會。格西是位好談之人;我愛追根究柢。在首次會面中,我對他知之甚少,為此,我慎重地誘導他能告訴我多少就多少。我問他是否知道,或究竟知道多少關於伊薩的事,或者藏人之間是否有任何外人所不知,與伊薩有關的知識,或者他本人是否知曉任何藏文或巴利文典冊提到的與伊薩有關的事蹟、著作或教義。他直率回答,說藏人是從列城的傳教士口中得知伊薩之事。這些傳教士在作布道之旅時,經常拜訪寺廟附近的圓環市集,因此,據他能力範圍所了解的,他不知曉藏文裡所有神聖的寶典中有任何這方面的作品。我問他關於寺院的藏經閣及其典藏。他說一些典籍對多數的寺院來說普普通通,譬如佛陀的生活,以及其他原稿來自拉薩的佛典和手抄經書謄本。不過,每一座寺廟擁有一套其他寺廟沒有的典冊。典冊記錄了當地喇嘛的生平和他們的教義與撰著;當一位喇嘛完成了佛學課程後,會撰書成冊,然後把撰著傳給後任;撰著同時歸他所屬的寺廟所有——一個他居住、成長和存在的地方。

不覺已近格西誦經祈禱的時間,而他必須心無旁騖,全心投入。初次見面,我不想讓他心生反感,對我產生偏見。我向格西辭別。他把我的名字寫在一本隨身攜帶的記事本內,又向我保證到時候在列城會與我作第二次長談。

在與格西晤談之後,我略感失望,開始對諾托維茨就其發現的聲明之誠信產生懷疑。我卻無法立刻指控這位偉大沙皇傳記的作者說謊;他並非泛泛之輩,而是寫過數本書的文豪,同時,表面上看,我認為他在道德上無法公然地在歷史與文明的眾目睽睽下撒下彌天大謊。我再次對自己說,這或許是足跡踏遍世界,來自希喇茲的的古波斯詩人兼探險家薩笛宣稱的一個活生生實例:「看過世界的人滿嘴盡是謊言。」

薩笛還說過:「膽大無畏的人是手捧一把火四處跑的小偷。」

我毫不在乎薩笛或巴庫拉,也不在意諾托維茨。我將抵列城,將親自去查明真相。我做足準備工夫,把時間花在閱讀當代的宗教典冊,以及圖博的土地與藏人等作品。每當我聽到有人從列城過來,我就去見他們,想方設法向他們打聽藏人的風俗、宗教、禮儀和語言;我對所學得的知識感到有趣。我開始學會一些有用的生活用語,譬如「到那邊」、「離開」、「你怎麼了」等。我開始在日記中密密麻麻記下這些詞語。

四月流逝,五月消逝。喀什米爾像「老鷹般恢復了青春活力」。整個季節生機勃勃、舒爽宜人。樹木——大自然的兒女,開始穿戴上養眼愉人的綠色服飾。蘋果、梨子、堅果、石榴和榲桲的花朵才剛凋零,它們的胚珠得以從舒適的環境中探出頭來,終於可以長大成「可果腹又養眼愉人」的果子了。杏子猶青澀,桑椹快成熟;酸葡萄尚未是時候用來釀製可口的葡萄漿,青杏仁卻已能用來下肉。李子已染上一抹金黃。四周景色宛如仙境。

今日,大自然女爵士似已墜入愛河
她歡快的愛液開始流淌
新鮮瓊漿挑逗著相擁而抱的藤蔓
禽鳥的情人已被勾引

最觸動人心、最深沉、最充滿想象力的不朽波斯詩人奧菲·希拉兹如此頌讚喀什米爾的美景。

「每一個焦炙的靈魂,哪怕是讓艷陽炙烤的飛鳥,在來到喀什米爾後,皆能恢復一身絨羽。」

每一日,有三或四名歐洲旅人抵達喀什米爾。

當熱浪侵襲斯利那加,駐留辦公室搬遷至古爾瑪。有人從旁遮普來到斯利那加享受天堂般的涼爽與寒冷氣候,而斯利那加的人卻得到他地尋找天堂——斯利那加太熱了。這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那是六月六日,子夜剛降臨,我從外邊散步歸來,在即將上床就寢,正要進入我的「仲夏夜之夢」時,忽然,一陣吵雜聲把我從幻想中打醒。有人驚恐地高喊:「失火了!失火了!」同倫敦一樣,喀什米爾不時會遭受祝融之災,造成慘重的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熊熊大火在謝爾谷丁附近肆虐地燃燒;數百間房屋付之一炬;數千戶人家在一瞬間失去一切。軍隊士兵在拯救與滅火工作中所展現出的英勇行為堪為典範。斯利那加的官員也積極加入拯救行動中;但魔鬼也在全面戒備中。他的信徒亦在辛勤工作著,他們把精力投注在拯救工作的反面上。表面看來,他們和救災的人一樣協力搶救財物:當市民正忙於拯救寶貴的生命時,這些居心不良的人假裝施以援手,卻忙碌地參與搬離昂貴財物如首飾、裝有珍貴衣物與銅器及黃銅器皿的箱子。一些竊賊被逮個正著,並當場受到懲罰。市民驚異發現到,在這些小偷中,有一些人原該是肩負起保護生命與財物的軍隊士兵!

在喀什米爾,像火災這樣的災難一旦發生,有許多地方須要救助。喀什米爾的所有傳統房子,從屋頂至地板,裡裡外外都由木板建成,除此之外,傳統上,幾乎每位喀什米爾人都有個「炕格里」(Kangri)——湯婆子——一個裝有柴火,用來取暖的陶土小器皿;在天寒地凍的夜晚,喀什米爾人抱著他們的湯婆子入睡,因此,火災的潛在危險總是迫在眉睫。喀什米爾人如今學會了使用磚頭建造房子,且認識到它的價值,因此,新建的房子風格上與傳統房子各異。

清晨時分,悽清的小鎮「哀鴻遍野」。四周是無盡的灰燼,不禁使人想起令人斷腸的印度火葬場;四處除了可見曾是房子支柱,如今已被燒毀成半的木頭,整個地方沒有一絲人類居住過的痕跡。一些人在傘下躲避六月肆虐的暴陽;另一些人尚未從火災中紓解過來,他們必須在災難的包袱中訴苦——一位在宣泄他的不幸遭遇:「哎呀!這房子價值不菲啊!」一位則哀嚎自己「失去了一切」;另一位哭訴「我爹爹辛勤了一輩子的財物!」一位父親在哀悼喪子之痛;另一位在展示他那被半燒傷的手臂,一邊謾罵、詛咒一些趁火打劫的救援者。那是一個不能使人忘懷,極為悲慘的景象。十二年後,當我閱讀自己的筆記時,依舊能夠鮮明地想起當時的情景。

「一個災難剛過,另一個災難繼踵而至」。火災之後,水患隨之而來。斯利那加變成了澤國,水勢不斷上漲,鎮上的宏偉大橋被宣告有危險,不可使用。總工程師納達索勒及其部下對河岸兩邊即將面臨災難的房屋束手無策。

商家匆匆著手清空店內的商品;斯利那加的市民普遍放棄挽救自己房子的想法;政府公務員撤離辦公室;斯利那加上上下下的人躲到喀什米爾的船屋避難。但要如何租得船屋卻讓人大傷腦筋。船夫藉機漫天索價。唯有出最高價者方能安全租得一艘船屋。船夫充分決定他們的條件。即便在成功租得一艘船屋後,也不能使人安心,整夜讓人不得安眠。一根來自叢林,被洪流沖倒的樹木可能突然擊中船屋——這樣的事在水災中十分普遍——又或者洪水沖斷大橋,船屋因此與橋板相撞而翻覆,讓你葬身水底。介於鉤哈拉和喀什米爾的許多橋樑讓洪水給沖走。驚恐情緒瀰漫。人類徒勞對抗大自然。水淹到斯利那加房子的一半高,我們平日漫步於市集的宜人小巷,如今變成了船屋穿行的小河。傑赫勒姆河漫溢,並在持續氾濫四天後才逐漸消退,這極大紓解了飽受水災折磨的民眾。水災做了件好事。洪水清洗掉之前大火帶來的陰沉跡象。這就是我在這個地區的首個不愉快經驗。

我開始有時間仔細思考未來的旅途。索吉拉隘口受堵,不能通行。如何越過它前進列城是下一件令我擔憂的事。六月中,赫米斯寺即將迎來一個著名節慶。我非得參加不可,好讓自己能置身於熙熙攘攘的——我首要興趣裡的靈魂人物——佛教徒中。戈弗雷上尉也將前往列城。我將會早幾天先行抵達。假使我和他在同一日抵達,或比他遲,到時他將指派我工作,那麼除了醫療職務外,我將沒有時間做任何私人的事。我必須屈服於索吉拉隘口——不論我的事有多緊迫,它過於險峻,不能讓我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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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著: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

Four years in Tibet by Ahmad Shad, translated by Tee Peng 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以及拉達克藏人風俗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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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部分章節

歷時一年半終於完成翻譯的一本公共版權作品,《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以及拉達克藏人風俗漫談》(Four Years in Tibet)中英版終於大功告成,並成功上架到台灣的 readmoo 電子書城銷售 。

英語有個形容詞,“Jill of all trades”,意思是「樣樣通」;它後面還有一句,“Master of none” ——「樣樣鬆」。不過,在此我只願意取 “Jill of all trades” 來表達自翻譯、自校對、自製作電子書,以及自出版。

對決意轉行,一心想從事書本翻譯的我來說,翻譯此書是個考實力和耐力的大試驗。如今,譯作終於完成了,終於在各個電子書平台上架了。至於我是 “Master of none” 還是 “Jill of all trades”,只能讓有興趣讀此書的讀者來評價。

《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以及拉達克藏人風俗漫談》中英版是一本追蹤調查當時對世界撒下彌天大謊的俄羅斯帝國間諜諾托維茨的謊言的日記,也是一本文化與風俗采風。書中故事雖然過時,卻能讓人窺探十九世紀初拉達克藏人的點滴風俗習慣,以及喀什米爾至拉達卡的各地迷人風采。

原書作者 Ahmad Shad 生於十九世紀末的英殖民印度。其生平不祥,不過,根據書中的描述,以及他大量應用聖經故事,可斷定他是名外科醫生和基督教徒。根據網上查到的資料(感謝 Google Books 與 Archive.org),“The Moslem Wold” (伊斯蘭世界)(第五冊)——一本季刊文獻(著重於評述與伊斯蘭世界有關的時事和文學,以及在伊斯蘭的土地上基督教傳教士的傳教進展)提及一名叫 Ahmad Shad 的牧師;說其生於喀什米爾的斯利那加,之後雖父親移居印度斯坦,並在年幼時就隨父親一起受洗改信基督教。另一份查找到的資料顯示他還寫過另一本作品——“Studies in the Quran”(可蘭經研究)。根據該書的序言顯示,作者乃北方邦哈米普爾(Hamirpore, U.P)的英國聖公會差會(SPG)的教士;而在《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以及拉達克藏人風俗漫談》(Four Years in Tibet)原作者序中,作者也告訴我們他人在北方邦哈米普爾。以此推論,可以斷定兩本著作裡提到的 Ahmad Shad 與我們的作者是同一人。

《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以及拉達克藏人風俗漫談》故事簡介:

在一八九四年的三月某日,生於印度英殖民時代,正逢失業的醫生阿曼·薩從報章上讀到一則轟動新聞——來自俄羅斯帝國的探險家諾托維茨聲稱在赫米斯寺發現了一冊涉及到耶穌生命第十二與第十三年,一段不為人知的《耶穌基督的生活》之藏文手抄本。有人對此存疑;有人斷言它確鑿無誤。想到耶穌在舞勺之年從猶地亞消失,並在之後來到了東方的印度探索知識,又與一位婆羅門教徒一同渡過長達十五年的主張,這對慣一聽說「東方來的智者」到猶地亞朝覲升起的正義之太陽的人來說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阿曼·薩讓一股想要弄清究竟是真實事件還是虛假聲明的欲望填滿,在得知赫米斯寺離列城僅廿英里之遙後,他決定接受拉達克列城醫院的的聘用,以期能親身探查諾托維茨的「發現」。書中第一與第二章描述了阿曼·薩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列城,一路探索的旅程經歷和其在探查後得出的結論。

書中第一與第二章描述了阿曼·薩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列城,一路探索的旅程經歷和其在探查後得出的結論, 並收錄有四十六張作者繪製的插畫作品。

泰戈爾:不受歡迎的詩人

這篇文章節錄自印度作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新書,“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
原文A Poet Unwelcome出自Outlook India雜誌,登於2012年8月13日。譯文同年獲得作者Pankaj Mishra授權翻譯。
台灣中譯本《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於2013年出版

1924年4月12日,在中國最重要的當代知識分子梁啟超的安排下,泰戈爾抵達上海作巡回演講。泰戈爾在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不久,躋身國際文學名家行列;在一個幾乎讓西方學術界和個人主宰的知識分子的氛圍下,他同時也是來自亞洲的寂寥孤音。恰如魯迅在1927年指出的,「讓我們看看那些是無聲民族。我們能聽到埃及的聲音嗎?我們能聽到安南和朝鲜的聲音嗎?除了泰戈爾,印度的其他聲音我們能聽到嗎?」[ref]《魯迅全集》卷4,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1頁。引文為「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1927年2月18日,3月28日漢口《中央日版》副刊轉載)[/ref]

日本小說家川端康成某次回憶:

「詩人身穿寬鬆流瀉的印度袍子,昂然而立,猶如聖人般的丰神,頭髮長而濃密,長鬚髯髯,雙目深邃銳利。一頭白髮輕柔地飄流至前額兩側;兩邊太陽穴下如鬍鬚似的一绺髮絲沿著頭髮與兩頰鬢髮結合,延伸至鬍子,狀似一位古老的東方魔法師,讓當時還是個男孩的我留下印象。」

從日本至阿根廷,世界各地擠滿了觀眾的演講廳在等候泰戈爾的光臨。1930年當泰戈爾拜訪美國時,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白宮接待他;紐約時報發表了21篇關於這位印度詩人的報導,其中兩篇是採訪他的文章。鑒於泰戈爾向西方的東道主傳達帶有來自東方預言的演說,如斯熱情顯得超乎尋常:美國人的現代文明乃是建立在金錢和權力的崇拜上,其本質具破壞性,需要東方的精神智慧來調和。

但是,當泰戈爾人在中國期間,在向中國人表達他對西方文明的懷疑,敦促亞洲人勿擯棄自身的傳統文化時,他卻遇到激烈的反抗。小說家茅盾在上海一期刊雜誌寫道:「印度詩聖泰戈爾終於抵達了!」「歡迎聲『像春雷似的爆起來了!』 [ref]節錄自《茅盾散文集》[/ref] 」。茅盾曾翻譯過泰戈爾的詩集;但在他那一身敵意的激進共產黨分子的化身下,他越發擔憂印度詩人可能對中國青年帶來不良影響。

茅盾警告,「我們堅決不歡迎高頌東方文明的泰戈爾。對於遭受國內軍閥主義和國外帝國主義壓迫的我們來說,沒有時間去做夢了[ref]「我們決不歡迎高唱東方文化的泰戈爾……我們以為中國當此內憂外患交迫,處在兩重壓迫——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軍閥專政……」 引述《小說月報》在泰戈爾抵達上海當天出版的一篇文章。[/ref]」。抵達中國後,僅短短數日,泰戈爾就面臨了「滾回去,來自亡國的奴隸!」之類的起哄吶喊口號。

對大多數十九世紀末和廿世紀初的中國人而言,印度是個典型的「消亡」國度,一個內部積弱,遭侵略者剝削,迫使她成為一個在道德和心理上蒙辱的國家,而其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亦是災難性的。

對一般中國人而言,自甘墮落的印度人在他們之間有著明顯的象徵:來自孟買的帕西商人充當英國與中國鴉片貿易的仲介;在上海、香港、漢口的通商口岸,錫克警察按時受命於他們的英國主人,對群集的中國人付諸暴力。印度士兵,自1841年首次的鴉片戰爭伊始,為英殖民政府打了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絕大多數英軍交兵清政府的戰爭。來自第37團馬德拉斯印度籍步兵團出現在一中國著名的愛國故事中:三元里抗英事件中,中國人戰勝了英軍。

實際上,在所參與過的英中戰爭中,印度人大多輕易取勝。1841年,近三千名印度士兵協助英國併吞香港。之後,大量來自旁遮普邦的穆斯林壯丁接受招募,前往英殖民地香港和新加坡充當駐防軍。印度人頻頻與當地的華人發生沖突,導致後者不斷慘遭鎮壓。規模最大的一次發生在1899年,當英軍攻佔中國大陸的新界時[ref]譯者註:此處的描述語焉不詳,導致“1899年”有誤導性,因為1899年的衝突是大清割讓新界的結果,而非攻佔。參考Six-Day War (1899)[/ref]。

毫不意外,描述印度和印度人的歧視性詞語在十九世紀末成為了中國市井文化的一部分。1886年,一位中國文人為錫克人冠上「紅頭阿三」這一名字,藉以影射他們的紅色頭巾。還有一些更難聽的稱呼。1904年,總部位於日本東京的一份著名中國雜誌,《江蘇》,刊登了一則短篇小說,故事描述一位窩囊的中國文人黃師表(即「黃種人的精英代表」意思)和一位神秘老叟夢境般穿越未來的旅程。漫步於上海弄堂間,他們看到一名白人男子領著一隊人馬在遊行。

師表端詳這些人,他們面黑如煤炭,頭紮狀似高帽的紅布條;腰間纏有掛有一根木棒的帶子。師表問老叟:「這些人是印度人嗎?」老叟說:「沒錯,英國人用他們做捕快。」師表問:「為甚麼總捕頭不是印度人?」老叟答曰:「誰聽聞過這事兒!印度人是亡國的民族,他們頂多就是奴才。」

故事後來提到,在如夢境般的情節中,師表看到一黃種人頭纏錫克式紅巾;定睛一看,卻是個中國人。當師表留意到穿梭於大街和弄堂裡的人皆紅巾纏頭,而學堂裡的教科書是天主教傳教士撰寫的英文課本時,夢境旋即變成一場噩夢。故事在師表見到中國陷入與印度相同命運的幻象後,於惶悚不安中終結。

當然,在清朝的印度人當中也有例外的,這些人認為能和一個受到粗暴干涉的國家——例如像印度這樣一個徹底被侵略的國家——組成泛亞主義者以共振同仇敵愾之氣。

1900年,當西方列國的不斷入侵引致義和團運動並在隨後得到清政府支持的反抗,世界所有的主要大國動員對抗清朝。來自若干國家,包括日本在內,達24萬名士兵組成的軍隊攻入北京,以解救受圍攻的使館區和遭掠奪的城市。在英國分遣隊的孟加拉軍隊當中,有位叫卡達哈爾·辛格(Gadadhar Singh),來自拉杰普特(Rajput)的士兵對義和團反西方的因由感到同情,儘管他認為義和團的惡劣戰術「讓整個國家和大清朝廷蒙塵」。

將抵達中國沿海的途中,辛格在日記中寫下,「雅利安人土地上耀眼的太陽早已西沉,中國姣麗的月亮是否也將垂暮?」辛格對中國的初次印象是發生在北京附近的景象,在那裡,飢餓不堪、骨瘦嶙峋的中國人住在荒廢或毀壞的村落;法國、沙俄和日本掠奪者的國旗在殘破的房頂上飄蕩。河水成了「雞尾酒血、屍體、屍骸和油脂。」辛格對俄法士兵屠殺、縱火和姦辱中國人的行徑尤為譴責。一些士兵純粹以虐待中國人取樂。「這些『體育員』[ref]譯者註:原文是“sportsmen”。鑒於作者提到辛格的作品以興都語出版,原來意思或許不是「體育員/運動家」。值得一提的是,英殖民時代的印度,“sportsmen”似乎是個頗為普遍的詞語。射獵及其他各種娛樂為主的愛好和運動,都以“sportsmen”稱之。[/ref]」」。辛格在日記中寫下——日記之後以興都語出版,而此書也成為極少數對這類鎮壓的見證之一——「來自被稱為是『文明的國家』。」

「即使鐵石心腸,也不得不融化,並油生惻隱之心。」辛格寫道,「我的心沒必要讓憐憫觸動,」他補充說,「因為我是來和中國人打仗的。但是……我感到一股與責任無關的感情。」嘗試了解自己對中國人的憐憫心,辛格意識到,這是因為中國人同許多印度人一樣,是佛教徒,為此,「是鄰居,是亞洲的居民。」「彼此的膚色,彼此的習俗和禮儀,」他寫道,「沒有多大的區別。為甚麼上天讓他們遭受如此浩劫?我們豈能不援助他們呢?」

卡達哈爾·辛格對他的印度同胞卻是大加譴責:「在印度,直轄市政府過去僱傭羅姆人[ref]譯者註:Doms,即今天的吉普賽人[/ref]」獵殺野犬,射殺一條狗的價格約二至四安那[ref]譯者註:(anna乃印度貨幣)[/ref]」……唯一的區別是,在印度,過去執行殺狗任務的是羅姆人,在這裡,殺人兇手還包括了文明溫和的興都教徒。」他們中的一位是比卡內爾大帝(Maharaja of Bikaner), 他和來自瓜廖爾(Gwalior) 的對手親自參與了西方國家對義和團運動的鎮壓。

1916年,在途經香港到日本的旅途中,泰戈爾親眼目睹一名錫克人毆打一名中國勞役。震驚之餘,他寫道:「宗教的奴隸」把印度人這一大英帝國的勾結者的頭腦給弄昏瞶了。「當英國人搶奪香港時,」 泰戈爾回憶說,「擊敗大清的是他們……他們包攬了凌辱中國的負擔。」

第一代中國領袖和思想家們體驗到印度人的恥辱——印度人在英國人面前——更殷勤的卑躬屈膝。印度這一國家,對穆斯林活動家和思想家賈馬爾·奧·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來說是個警世寓言:先是被征服,後精神受殖民。然而,依中國的觀點來看,儘管其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持續賴以為存的政治道德秩序有所缺陷,印度對自身的文化遺產之陌生卻是岌岌可危的。印度的哲學與文學——只有懂梵文的婆羅門教徒才懂得閱讀——是一部把大多數印度人隔絕在外的典籍;是歐洲人發現了這一典籍並把它譯成英文和德文[ref]譯者註:此處指的是《奧義書(Upanishads)》[/ref]」才讓受西方教育的一代印度知識分子能認識到自身的文化遺產。

在中國人看來,自16世紀莫臥兒帝國建立以來,印度就不斷受到外族統治;印度內部沒有一個能夠統一國家的統治階級。深思亞洲的命運,梁啟超認識到,在國際上爭取平等和尊嚴的印度最終卻以慘敗收場是個可怕的「亡國」故事。來自大不列顛的「小資本家」把印度人培養成士兵進而得以佔領整個印度大陸;印度人以犧牲自己的同胞來執行英國的政策。梁的許多同儕——盟友及批判者——認為中國在重蹈印度命運的危機中,因為中國人喪失了合作利益或民族團結的理性——一個得以讓歐洲強大繁榮的基礎。

比梁年輕一輩,參與了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一些思想家,對不持批判態度的印度哲學和宗教的中國仰慕者特別苛刻。章太炎(又稱章炳麟)對梁的導師康有為尤其不滿;章太炎後來成為佛教學者,他在印度文哲上的研究受人推崇。「印度人」,張寫道,「對國土喪失或民族衰敗普遍上不以為意……中國人的意志比印度人強,我們可以預見中國人的成就必能超越印度人。[ref]「夫薄於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盛衰,固未嘗慨然於胸中。… 其志堅於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甯待蓍蔡而知乎!」[/ref]」

許多印度人相信,並把中國視為是個可能解放和重塑亞洲的盟友。為力挽義和團造成的災難,清政府建立了現代化的西式學堂,引進西方課程,派送中國學生到歐洲、美國甚至日本等國留學。數以千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首批中國青年得以接受現代科學、工程、醫學、法律、經濟和軍事技能等知識。消息傳到一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奧羅賓多高斯(Aurobindo Ghose)的耳中,致使他從遠處的印度為據說已經崛起的鄰居大加讚賞。

「外面的世界對中國在教育、培養和武裝自己這事上幾乎毫無概念。中國派出了一個觀察委員會到西方國家,並決定在未來十年內制訂立憲政府。她已推進教育體系改革方面的工作。」

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后來寫了關於他和印度流亡革命者在東京生活的情誼,以及在認識到英殖民印度的糟糕狀況後產生的憂慮。他出席了在東京舉行的希瓦吉大帝(Shivaji)紀念大會後,大受啟發,確信須採用希瓦吉這位興都教首領的游擊戰術方能把英國從印度驅逐出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一些主要領袖和活動家,包括孫中山在內,曾協助過印度的革命家,特別是那些經常利用上海和香港作為中轉站的加達爾黨(Ghadar Party)的成員。當一艘載有移民前往北美的客輪在溫哥華被拒登陸,船上乘客被禁止進食,隨後在折返加爾各答途中又被射殺後,導致在中國的各個錫克廟裡的信徒之間激起強烈的反英情緒。在新加坡的一印度步兵團發動兵變,引爆出第一宗自1857年以來英軍內部的首次反殖民情緒。

然而,讓中國人和印度人大感受挫的是,「亡國」的菁英不改對英國的效忠。一戰結束後,這一證據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談期間顯現,這一事實對大部分的亞洲國家來說是個無情的打擊。不出所料,由英國欽點的印度代表團對印度國大黨的索賠要求不予理會。這包括了比卡內爾的大帝,他曾在1900年代表英國到大清去平定義和團運動(幸運地,他太晚抵達,失去了殺害任何中國人的機會)。1914年,在歐洲戰爭爆發後不久,大帝向印度統治者獻意投誠,宣稱自己「有幸能效忠國王,將盡己所能,隨時準備去任何地方效勞。」近八萬名印度士兵將戰死於中東和歐洲的戰場上。大帝本人則經歷了一場平淡無奇的小戰爭——在他撤退後欲回印度探視生病的女兒之前——於1915年在蘇伊士運河附近發生的小規模衝突。在巴黎和會的談判桌上,他那兇猛卷曲的鬍鬚、鑲滿寶石的紅頭巾、堅持向各方談判領袖展示手臂上的虎紋,成為了引人注目的對象(法國領袖克列孟梭(Clemenceau)對此留下深刻印象,並於1920年到比卡內爾作狩獵之旅,這得以讓他展示了可能是在巴黎和會中唯一積極卻短暫的成果:兩隻死老虎)。

在巴黎,為守住半自治的比卡內爾王國特權,大帝做出了激烈的鬥爭,而英國人也樂於讓他在安靜射殺他的老虎的當兒,提供一丁點他期望的印度自治的模糊可能。毛澤東,同許多中國人一樣密切關注在巴黎的談判,寫道,「印度為自己贏得了個小丑」,但是,「印度人民的要求卻不獲准予。」

始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學生對西方列強就巴黎和會的裁決所做出的本能激烈反對;中國,儘管其代表獲得認真對待,卻深感侮辱。從柏林、巴黎、倫敦、紐約和莫斯科深造歸國的中國青年,早已開始介紹和討論他們認為能強化中國對抗西方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論,這包括了共產主義在內。他們的普遍共識是摒棄儒家傳統。在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如此寫道,「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滅。[ref]譯者註:這段話節自《陳獨秀文選》[/ref]」」

對五四一代而言,法俄大革命的平等主義和西方工業實力的科學精神基礎優於推崇傳統甚於創新,導致中國落後及軟弱僵固的中國文化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希望中國效法西方模式,成為一個自信而強大的國家,他們對到訪中國的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推崇備至,認為二人對科學與民主的信念似乎在引領著中國走向救贖之路。在1924年,鮮少有中國青年願意傾聽明顯是脫俗詩人對現代西方文明的問題和古老亞洲的美德大發議論。

就在去年,梁啟超和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及激進派之間爆發了一場唇槍舌劍,這些人深信共產黨乃是解決西方的危機及中國混亂秩序的答案。接待泰戈爾的梁啟超早已受到年輕激進派的攻擊,這些人也對浪漫詩人徐志摩——泰戈爾在中國的通譯員——展開連珠砲似的抨擊。

與梁一樣,較為公開擁護國粹的儒學家與佛學家對中國在現代社會存活的信念依舊信心滿懷,嘗試向革新派和保守派倡導他們那類似宗教的理想。例如,改革派的太虛和尚(1890年至1947年)[ref] 原文為「Tanxu 」和尚。有誤。應為「Taixu(太虛)」。倓虚(Tanxu)和尚生於清光緒元年(紀元一 八七五年),圓寂於紀元一九六三年,世壽八十九,僧臘四十六。[/ref]試圖為中國佛教奠定一個世俗的方向,讓寺廟、學校和世俗社會階層去體恤貧困及未受教育的人。

但這對年輕的激進派卻不盡如人意。哥倫比亞大學卒業的胡適,是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弟子,也是其中一位更開放的「全盤西化者」,他代表激進派撰文,把上述觀點譏笑為無稽之談,並認為中國是個軟弱消極的國家,被自身的外在和政治環境所束縛,這些人提出的建議(和觀點)將永不能滿足中國人的精神渴望。共產黨決定通過它旗下的各個雜誌發起反泰戈爾運動。「我們非得警告他們,」陳獨秀對中國青年說,「切勿印度化。除非,那就是,他們希望未來自己的棺材躺在一殖民大國踩著的腳底下。」

充滿火藥味的論戰,一個同中國和印度有關的,由西方制定的全球等級體系中一個更大而未知的部分,表明了中國的思想家在設想他們國內的秩序時,也得把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一併考慮,同時不捲入一場巨大的,關於昔時與今日的意識形態之唇槍舌劍中。因此,泰戈爾在1924年「踏上西方帝國主義的門戶城市上海」後,就如茅盾所言,他掀起了一場政治騷動,預示著其他更為猛烈——將永遠改變亞洲版圖的風暴還在后頭。

資本主義:一個鬼故事(三)

自企業慈善事業開始後的一個世紀之後,如可口可樂般,它已然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今日,全球有數百萬個非營利組織,它們中的大部分通過錯綜複雜、迷宮式的財務與大型基金會盤根錯節。它們當中,這一「獨立」部門擁有接近450億的資產,其中最大的是比爾·蓋茨基金會(Bill Gates Foundation)(21億),禮來捐贈(Lilly Endowment)(16億)和福特基金會(15億)。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制結構調整,而手臂受擒的各國政府在削減衛生、教育、兒童保健和發展的時候,各個NGO進駐。私有化一卻意味著NGO化一切。當就業和生計消失時,即使是那些看清它真正面目的人,NGO也變成了他們就業的重要來源。不是所有NGO都是不好的!在數百萬個NGO中,一些的的確確做著非凡、重大的工作,把它們視為一丘之貉是荒唐的。 但是,企業或基金會贊助的NGO是購買抵抗運動的環球金融方式,確實像持股人購買公司股份,然後設法從內部控制一樣。它們如同位於中樞神經系統上的節點,一條讓環球金融順著流動的神經通路。他們如同發射器、接收器,減震器般運作,對每一脈動產生警惕,小心翼翼不招惹他們的政府東道主。(福特基金會要求每一個資助的組織簽署保證書。)不經意地(有時候是刻意的),它們成為監聽站,它們的報告、講習班及其他傳教式的活動,成為了雄心勃勃、日益強硬的政府的監控信息。問題越多的地區,駐紮的NGO則越多。

狡猾的是,當政府或企業媒體的部門欲啟動抹黑運動對抗真正的人民運動,例如納爾馬達·巴朝·安杜蘭(Narmada Bachao Andolan),或抗議庫丹谷藍穆(Koodankulam) 的核電反應堆時,它們指控這些運動接受了「外國資金」。他們清楚知道,大多數非政府組織的任務,特別是資助的,是推動企業全球化的項目,而不是阻礙它。

在數十億元的裝備下,這些NGO介入世界,把潛在的革命家變成受薪活動家、接受資助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和電影製片人,引誘他們遠離激進的對抗,引領他們走向多元文化主義、性別、社區發展——通過身分政治語言及人權表達話語。

把正義想法的轉型套入到人權領域內是個概念性政變,NGO和基金會皆參與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人權的狹隘焦點允許以暴行為基礎的分析,導致更廣泛的局面受到掩蓋,衝突雙方——例如,毛派和印度政府,或以色列軍隊和哈馬斯——都可被抨擊是人權侵犯者。搶奪土地的礦業公司或併吞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政府的歷史則成為論述中沒多大影響的註腳。這並不表示人權不重要。人權當然要緊,但它不是一個能讓我們看到,或能讓我們從遠處認識到在我們居住的世界中,有著大量不公的完善稜鏡。

另一個概念性政變則與基金會介入女權運動有關。為什麼印度大多數「正式」的女權主義者和婦女組織同一些組織保持安全距離?例如,有9萬名會員,在她們的社區,以及在丹達卡然亞(Dandakaranya)森林中與父權社會對抗的原住民婦女革命協會(Krantikari Adivasi Mahila Sangathan( Revolutionary Adivasi Women’s Association))。為什麼剝奪數百萬名婦女擁有和耕種的土地,把她們從家園中驅逐出去不被視作是個女權問題?

從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基層人民運動中出售自由女權運動不是從基金會的邪惡大計開始的。它始於60至70年代的女權運動不適合,也不能滿足急速激進化的女性。基金會認識到這一現象,於是展示出其策略才能,採取行動支持,提供資金支援女性對日益增加的暴力和傳統社會的不耐煩,以及反父權(其中包括了由革新派領袖主掌的左派運動)的抗爭運動。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分裂也沿著都市化的農村分歧開來。最激進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在鄉村成型,大體說來,父權繼續控制著這些地方大多數婦女的生活。受到西方女權運動的影響和啟發,都市女性活動家參與了這些運動(例如納薩爾運動),而她們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卻經常與男性領袖認為是她們職責——配合「群眾」——的態度產生歧異。許多女性活動家再也不願意等待「革命」的到來以便能夠結束每日生活中所須面對的,包括來自他們的同志的壓迫和歧視。她們要求兩性平等在革命進程中是個絕對、緊迫和不可協商的目標,而非只是個革命後的承諾。聰慧、憤怒及理想幻滅的女性開始離開,另尋其他方式的支持和寄託。結果是,到了80年代末期,大約在印度市場開始開放期間,自由派女權運動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過分地NGO化。許多自由女權運動的NGO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例如同性戀權利、家庭暴力、艾滋病和性工作者權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女性是新經濟政策下的最大受害者,自由女權運動尚未在前線挑戰新經濟政策。通過操縱資金撥付,基金會大幅度地成功約束哪種是合適的「政治性」活動範圍。NGO的撥款摘要如今指定哪個是女性的「問題」,哪個不是。

女性運動的NGO化也使西方的自由女性主義成為女權主義的公認旗手(也因此是獲得最多資助的品牌)。戰役,同往常一樣,在女性的身上發揮,一端擠出肉毒桿菌,另一端是「布卡」。(還有那些雙重倒楣的女性則同時受到肉毒桿菌和布卡的桎梏。)前些時候,在法國發生了試圖強迫女性從布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不是創造一個能讓女性自我選擇的情況,這不是為了解放女性,而是為她們寬衣解帶。它變成了個屈辱和文化帝國主義的行徑。這不是個布卡的問題。這是個強迫的問題。強迫女性不許穿布卡同強迫她必須穿一樣地可恥。從這方面檢視受剝奪的性別,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使它成為身分問題,變成一個道具和服裝的較量。這就是為何美國政府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時能利用西方女權組織為其做道德掩護。阿富汗女性在塔利班的控制下,直到現在,一直都過着糟糕的生活。但是,對她們空投炸彈也無從解決她們面對的問題。

NGO的天地已自我進化成一個異常,不冒犯人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變成「話題」,一個分離的、專業化和特殊利益的問題。社區發展、領袖的培養、人權、衛生、教育、生育權、艾滋病、艾滋孤兒——都密封裝進他們的青儲塔和它們制定的,詳細又精確的撥款摘要中。撥款具有鎮壓無法做到的支離破碎的團結。貧困也一樣,就如女性主義般,經常被誣陷成是身分問題。好像窮人不是基於不公而產生的結果,而是碰巧存在的迷失部落,可以在短時間內利用不公矯正系統來拯救(由NGO依據個人在一對一的基礎上管理),而善治則是他們的長遠復甦。在環球企業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這自不待言。

在印度「發光」時,印度的貧困荒蕪了一陣子,如今,經由藝術的表現,由《貧民百萬富翁》電影帶頭,印度的貧困以異國風情的身分東山復起。這些關於窮人的故事,他們了不起的精神和毅力,沒有反派人物——除了提供故事張力和地方色彩的小人物。這些作品的作者猶如早期的人類學家一樣進入未知的無畏旅程,他們的「身臨其境」為他們帶來了讚譽與榮譽。你鮮少看到富人如此讓人探討。

在學會了如何管理政府、政黨、選舉、法庭、媒體和開明的主言論,新自由派集團還有個新挑戰:如何應對日益增大的動亂、如何應付「人民力量」的威脅。如何馴服它?如何把示威者馴化成寵物?如何隔絕民眾的憤怒並把它引入死巷?

同樣地,基金會和其同盟組織有一段長而輝煌的歷史。一個具有啟示的例證就是,在1960年代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他們扮演了平息與去激進化的角色,成功把黑人力量轉化成黑人資本主義。

洛克菲勒基金會與J.D洛克菲勒的理想保持一致,密切與大馬金·路德·金(馬金·路德·金的父親)合作。不過,大馬金·路德·金的影響力隨著學生非暴力協作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和黑豹(Black Panthers)這兩個軍事組織的崛起而淡化。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進入。在1970年,兩個基金會捐助了150萬給「溫和」的黑人組織,提供基金、獎學金、學術研究基金,為輟學青年提供工作培訓課程並提供種子基金給黑人建立的公司。壓制、內訌、蜜糖陷阱式的撥款援助造成激進的黑人組織逐步萎縮。

馬金·路德·金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越戰之間理出了一個不受允許的聯繫。在他遇害後,甚至他的記憶也變成了個能毒害公共秩序的威脅。基金會和企業致力重塑他遺留下的思想,讓它納入合乎市場的格式中。2百萬撥款運作的馬金·路德·金非暴力社會變革中心是由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大眾汽車(General Motors)、美孚石油(Mobil)、西方電子(Western Electric)、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美國鋼鐵(US Steel)和孟山都(Monsanto)共同成立。中心設有馬金·路德·金圖書館和民權運動檔案館。中心運作的許多項目闡明「與美國國防部、軍隊、武警部隊隨軍牧師局(Armed Forces Chaplains Board)及其他機構緊密合作」。它共同贊助了馬金·路德·金演講系列,『自由的企業制度:非暴力社會變革的驅動者』。阿門。

在南非的反種族隔離抗爭中也實施了相似的政變。洛克菲勒基金會於1978年組織了一個針對南非的美國政策研究調查團。報告警告蘇聯對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持續增長的影響,並認為倘若南非各種族都享有真正的政權分享的話,將對美國的戰略和企業利益最有利(例如對南非礦產的採礦權)。

基金會開始支持ANC。ANC即刻對更激進的組織,例如史提夫·比冦( Steve Biko)的黑人良知運動產生興趣並大致把它們誅鋤掉。當納爾遜·曼德拉成為南非的第一位黑人總統時,他被封為活著的聖人,不僅僅因為他是一位在監獄呆了27年的自由鬥士,也因為他徹底服從華盛頓共識。社會主義從ANC的議程中消失。南非備受頌讚的偉大的「和平過渡」,意味著沒有改革、沒有賠償要求、沒有南非國有化的礦產。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和結構調整。曼德拉頒佈了南非最高公民獎項——好望角勳爵獎——給過去的支持者兼朋友,印尼的蘇哈多將軍,共產黨的屠夫。今日,在南非,一群駕駛奔馳的前激進家和工會份子壞蛋統治著南非這個國家。但那已足夠延續黑人解放的錯覺。

美國黑人力量的崛起對激進、革新派的印度旃荼羅(又稱賤民)運動是個激勵人心的時刻,組織如旃荼羅豹(Dalit Panthers)忠實反映了黑豹的激進政治。但旃荼羅力量(Dalit Power)也同樣地在興都教右翼組織和福特基金會的慷慨協助下,以不盡相同,但卻相似的方式被粉碎和化解,朝「旃荼羅資本主義」的方向奔去。

印度速報(Indian Express)於2011年12月報道:「旃荼羅公司準備展示商業運作可打敗種姓」,文章引述一位旃荼羅印度工商會(Dalit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DICCI))指導員的話。他說:「在我們的社會,讓總理參加旃荼羅聚會不是一件難事。但讓旃荼羅企業家和塔塔及戈德瑞在午餐茶會中合照卻是個志向——也是他們接受邀請的證明。」鑑於現代印度的情況,認為旃荼羅企業家不該在貴賓區占有一席之地是種姓主義和反動的。但若這是個抱負,旃荼羅政治的思想體系卻使人萬分憐憫。這也不太可能幫助到一百萬名依舊靠頭頂人糞,用勞力清除穢物維生的旃荼羅人。

對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年輕旃荼羅學者則不能過於嚴苛批評。還有誰會提供他們一個從印度種姓糞坑制度裏爬出來的機會呢?這一恥辱很大部分該歸咎於絕大多數領袖來自高等種姓的印度共產主義運動。它多年來強行把種姓制度納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綱領內。這一企圖不但在理論上,在實踐方面也以慘敗收場。旃荼羅社區和左派之間的分歧肇因起於安貝德卡(Dr Bhimrao Ambedkar)——一位有遠見的旃荼羅領袖——和工會成員,同時也是印度共產黨創辦人的S.A.丹格(S.A. Dange)兩人之間的一段爭吵。安貝德卡對共產黨的幻滅始於1928年間,在孟買一紡織廠工人的罷工事件中,他認識到,儘管各個工人階級之間團結一致,共產黨卻對「不可接觸」禁止在紡織部門內工作,只能在薪資較低的捲布部門內沒有異議,因為紡織部門的工作需要在棉線上沾口水,而這是一件讓其他種姓視為「污染」的事。

安貝德卡認識到在印度這樣的一個社會,興都教經文制度化不可接觸和不平等,因此,為「不可接觸」,為社會,以及為了公民權利發起抗爭刻不容緩,再也不能等待共產革命的承諾。安貝德卡和左派之間的決裂致使雙方損失慘重。它表明了很大一部分的旃荼羅人口——印度工人階級的骨幹,把解救和尊嚴的希望寄託在立憲主義、共產黨主義和奉行一個重要,但長遠來說停滯不前的政治身分品牌的政黨如BSP身上(Bahujan Samaj Party)。

在美國,如我們看到的,企業贊助的基金會大量產生NGO文化。在印度,在9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時代,針對性的企業慈善開始鄭重其事。星室法庭的會員證一點也不便宜。塔塔集團各捐贈了5千萬給缺乏資金的哈佛商學院及康奈爾大學。印孚瑟斯的南丹·尼勒卡尼和他的妻子羅西妮(Rohini)捐贈了5百萬於耶爾大學的印度計劃(India Initiative)的創業資金項目。哈佛人文中心(The Harvard Humanities Centre)在獲得有史以來最大筆捐贈後——來自馬印達集團(Mahindra Group)的安納德·馬印達( Anand Mahindra)的1千萬後——易名馬印達人文中心。

在印度國內,控制了礦業、鋼鐵和電力的金達萊集團開辦了金達萊環球法律學院;集團並將在短期內開辦金達萊政府與公共政策學院。(福特基金會在剛果開辦法律學院。)新印度基金會(New India Foundation)由南丹·尼勒卡尼資助並從印孚瑟斯公司的利潤中撥款提供獎項及獎學金於社會科學家。由金達萊鋁業(Jindal Aluminium)資助的希達然金達萊基金會(The Sitaram Jindal Foundation)宣佈了五個一億盧比的現金獎於從事農村發展、扶貧、環境教育和道德提昇等項目。運作模式倣效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觀察者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目前由實信集團的穆克斯·安巴尼資助。ORF的研究「成員」和顧問有:退休情報特工、策略分析員、政客(在國會裏假裝互相譴責)、記者和政策制定者。

ORF的目標似乎夠簡單:「協助發展一個親經濟改革的共識。」為了形成及影響公共意見,致力創造「可行的、可替代的政策選擇,在一些地區以不同的方向同時進行,例如在落後地區創造就業機會並創造實時策略以制止核能、生化以及化學的威脅。」

起初我還對ORF列出的「核能、生化和化學戰爭」目標感到疑惑。但在ORF冗長的「合作夥伴機構」名單中,我發現到雷神公司(Raytheon)和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兩家領先世界的武器製造商後,我的疑惑大消。在2007年,雷神宣佈把注意力轉向印度。印度32億國防開支裏的一部分可能是花在雷神和洛克希德·馬丁製造的武器、導彈、戰機、軍艦和監控器材上嗎?

我們需要武器來打戰嗎?或者我們需用戰爭來創造武器市場嗎?畢竟,歐洲、美國和以色列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的武器製造業。這是一個尚未外包到中國的行業。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新冷戰中,印度被培養成巴基斯坦在美國與蘇聯冷戰中扮演的角色。(看巴基斯坦如今變成甚麼模樣了。)許多大肆渲染印度與中國的敵對關係的專欄作家和「策略分析員」,可直接或間接地追溯到印美智囊團和基金會。作為美國的「策略夥伴」不表示國家首腦間不時地親切撥電對方。它表明了在每一層面的協作(干預)。它表明了在印度的領土上接待美國特種部隊(一位五角大樓的軍官最近向BBC證實了這事)。它意味著情報分享、變更農業和能源政策、敞開衛生和教育領域於環球投資。它意味著開放零售業。它意味著不平等的合作關係:印度讓合作夥伴熊抱,大搖大擺地在地上任拉著走,如若拒絕則將被燒成灰燼。

在ORF的合作夥伴名單中,還有蘭德企業(RAND Corporation)、福特基金會、世界銀行、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它的使命是『提供創新和能提昇三個包容目標的務實推薦:促進經濟和社會福利,提供保安和機會給所有的美國人,並保障一個更開放、安全、興盛和國際合作的制度』)。名單中還有德國的蘿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可憐的蘿莎,她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喪命,名字卻在這名單中出現!)

儘管資本主義是以競爭為基層,那些在食物鏈上端的人也顯示了他們有包容和團結的能力。傑出的西方資本家曾與法西斯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獨裁者和軍事獨裁者合作過。他們適應力強且創新不斷。他們思維敏捷又詭計多端。

雖然成功驅動了經濟改革,儘管為了自由市場的「民主」而展開軍事行動佔領他國,資本主義此刻所經歷的嚴重危機卻尚未全面顯露。馬克思說:⋯⋯因此,有產階級所製造的,首先是其自身的掘墓人。有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都同樣地不可避免。」

正如馬克思看到的,無產階級持續不斷地受到攻擊。工廠倒閉、工作消失、工會解散。無產階級,多年來一直極盡所能地彼此對立。在印度是興都教徒對抗穆斯林、興都教徒對抗基督教徒、旃荼羅對抗原住民、種姓對抗種姓、區域對抗區域。然而,它在世界各地已展開回擊。在中國有無數的罷工和抗爭。在印度,世界上最窮困的人做出反擊,並成功制止了一些最富有的企業的運作。

資本主義在面臨危機。涓滴理論失敗。現在,噴湧理論也陷入了危機。國際金融災難已逼近。印度的經濟增長率暴跌至百分之6.9。外資撤退。主要的國際大企業坐守大疊錢財,不確定要投資在甚麼地方,不知道金融危機會如何結束。這是個嚴重的,主宰全球資本的結構性罅隙。

資本主義真正的「掘墓人」最終可能會成為他們自我幻覺中的主教,他們把意識形態變成宗教信仰。儘管有著戰略才華,卻似乎無法理解一個簡單的事實:資本主義正在摧毀地球。重施兩個故伎把過去的危機挖出來——戰爭與購物——根本行不通。

我在安提拉大樓外佇立良久,看夕陽西下。我想像著塔樓的深度和它的高度一樣的長。它應該有27層高的深長主根,蜿蜒於地底下,飢渴地吮吸著土地的營養,把大地變成煙霧和黃金。

為甚麼安巴尼選擇把大樓取名為安提拉?安提拉是一群神話島嶼,其故事可追溯至八世紀的伊比利亞(Iberian)傳說。當穆斯林佔領西班牙群島時,六位西歌德基督教主教(Christian Visigothic)和他們的教區信徒登船逃亡。在海上漂流數日,或許是數週之後,他們抵達安提拉群島,並決定在島上定居,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文明。為了和受到野蠻主宰的家鄉永遠斷絕,他們把乘坐逃亡的船隻燒毀。

把自己的高樓取名為安提拉,安巴尼家族是希望同貧困骯髒的家園斷絕,重建一個新文明嗎?這是印度最成功的分離主義者的最終行徑嗎?從印度中產和上層階級中脫離出來,進入外太空?

當黑夜籠罩孟買時,一身簇新亞麻襯衫的警衛手拿噼啪響的步話機出現在令人生畏的安提拉大門外。燈光閃耀逼人,也許是為了驅趕鬼魅。鄰居投訴安提拉的耀眼燈光奪走了黑夜。

或許是時候讓我們奪回黑夜了。

資本主義:一個鬼故事 (二)

雖然塔塔集團參與企業慈善已近百年,頒發獎學金並開辦一些卓越的教育機構和醫院,印度企業卻是在最近才受邀加入星室法庭(Star Chamber,拉丁文為Camera stellata)。星室法庭是個光輝燦爛的世界,是個與對手不共戴天,在其他方面詭計多端讓人不察的環球法人政府。

文章接下來的段落對一些人來說,我的批評或許略顯苛刻。反過來說,在尊重對手的傳統下,可理解成是對那些一生致力保全資本主義的人在遠見、靈活性、幹練和堅定不移的決心等方面的認可。

發端於20世紀初期的美國,企業慈善迷人的歷史已從當代記憶中褪色;通過基金會提供的形式合法捐助,它們開始取代傳教活動,以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道路開啟了制度維護巡邏。卡耐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ref](譯者註:中文媒體似乎把各個卡內基機構都譯成「卡耐基基金會」)[/ref] 是最先成立基金會的美國企業之一,由獲利的卡內基鋼鐵公司(Carnegie Steel Company)於1911年資助成立;洛克菲勒基金會,由標準石油公司的創始人J.D. 洛克菲勒於1914年資助成立。在今日印度,這兩家企業可比擬成塔塔集團和安巴尼斯集團。

一些機構資助,提供種子資金,或獲得洛克菲勒基金贊助的有聯合國、中央情報局(CIA)、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紐約最著名的現代藝術博物館,當然,還包括了座落在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那裏曾經有幅迪亞歌·里維埃拉(Diego Riviera)遭到摧毀的調皮壁畫作品:墮落的資本家和英勇的列寧。言論自由在當日放了一天假。)

J·D洛克菲勒是美國第一位億萬富豪,也曾經是世上最有錢的人。他是位廢除黑奴主義者,是林肯的擁護者,還是個滴酒不沾的人。他相信他的財富來自上帝的恩賜,這對他來說肯定不錯。

下面是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早期作品,《標準石油公司》詩歌裏的一段:

來自紐約的臃腫皇帝
是儒雅一臉笑容的刺客
他們收購
絲綢、尼龍、雪茄、
暴君和獨裁者。

他們收購國家、人民、海域、警察、縣議會
以及窮人像守財奴積聚他們的黃金般
囤積玉米的遙遠地區:
標準石油把他們喚醒
為他們穿上統一的制服,標明
哪個兄弟是敵人
巴拉圭人抗戰
玻利維亞人在森林裏
和他們的機關槍一同犧牲

為了一滴石油
和百萬英畝的抵押貸款
一位總統被殺
在致命的晨光下,迅速槍決,使人驚呆
為顛覆份子建造的監獄
在巴塔哥尼亞,一位背叛者
在充滿汽油味的月光下,被亂槍掃射
在首都
部長們巧妙被更換
一個耳語
猶如石油潮水般
迅間,你會看到
標準石油公司的名字
在雲端上閃耀
在海域之上,在你家中
閃爍著他們的疆域

當企業捐助的基金會首次在美國出現時,關於它的出處、合法性及缺乏問責制引來了一場激烈辯論。有人建議,如果企業有如此多的盈餘,它們應該提高工人的薪金。(在那個時代,即使是在美國亦有人提出這類離譜的建議。)成立這些基金會的構想如今看來顯得平淡無奇,實際上卻是個商業想像力的躍進。坐擁大量資源,無須繳稅的合法企業和幾乎毫無限制的辯護狀——徹底的不負責任,徹底的不透明——還有甚麼比通過以錢易權,用經濟財富的方式進軍政治、社會和文化更合算?還有甚麼更佳的方法讓放高利貸者用他們盈利中微乎其微的比例來對世界呼風喚雨呢?要不然對電腦知識知曉一二的比爾·蓋茨如何能找到不僅是為美國政府,還包括世界各地的政府設計教育、醫療健康和農業的方針?

多年以來,隨著眾人目睹基金會做出的一些真正的善舉(如創建公共圖書館和根除疾病)——企業和它們贊助的基金會之間的直接聯繫開始變得模糊。它最終徹底模糊。現在即使是那些自認左傾的人也不再對接受基金會的贈款感到害羞。

自1920年開始,為尋求原產品原料及海外市場,美國的資本主義開始向外擴張。基金會開始制定全球企業管理理念。1924年,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s)聯合成立了今日世界上最強大的外交事務壓力集團——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CFR後來由福特基金會共同資助。到了1947年,新創立的中情局(CIA)由CFR資助並與之密切合作。多年後,CFR的會員包括了22名美國國務卿。有5位CFR會員在1943年促成了了聯合國計劃;J.D·洛克菲勒則資助850萬美元購買了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地段。

自1946年以來,11名世界銀行的總裁(都是男人)——把自己視作窮人的傳教士——全是CFR的會員。(唯一的例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副總裁受託人喬治·伍茲(George Woods)。)

在布雷頓·伍茲會議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把美元定為世界的儲備貨幣,同時,為了加強對全球資本的滲透,有必要在開放的市場體系中普及和規範商業慣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耗巨資推動善治(只要繩子是控制在他們手中)、法治概念(只要法律的話語權掌握在他們口中)以及數以百計的反貪污項目(為了簡化他們制定的制度)。兩個世界上最不透明,最不負責任的組織,卻四處要求落後國家的政府具有透明度和問責制。

鑑於世界銀行大致上指揮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政策,脅迫和敲開一個又一個國家的市場以讓位給全球經濟,可以說,企業的慈善事業已然是歷來最有遠見的買賣。

企業贊助的基金會管理、貿易和疏導他們的權力,通過一個菁英俱樂部和智囊團的體系,擺置他們的棋手於棋盤上,他們的會員互相交錯,不斷從旋轉門進進出出。同各種流傳的陰謀論相反,尤其在左翼團體內,這裏邊沒有秘密、邪惡或共濟會(Freemason)式的安排。它同企業使用空殼公司及離岸帳戶的轉移和管理它們的財富如出一轍——不同的是,貨幣是權利,而非金錢。

相當於CFR的跨國團體是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於1973年由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阿富汗聖戰者組織的創始人成員,塔利班的始祖)、大通曼哈頓銀行和一些來自私人企業的卓越人物組成。其目的是創建一個介於北美、歐洲和日本菁英之間的持久友誼紐帶及相互協作。如今,因為中國和印度的加入,它已成為一個五側向的委員會。(印度方面有CII的塔倫·達斯(Tarun Das);印孚瑟斯的前首席執行官N.R 納拉亞納穆爾蒂(N.R. Narayanamurthy);戈德瑞公司(Godrej)的常務董事詹斯謝德 N.戈德瑞(Jamsheyd N. Godrej);塔塔成員組織(Tata Sons)的董事加瑪謝德J.伊藍尼(Jamshed J. Irani);以及阿凡塔集團(Avantha Group)的首席執行官高塔姆·塔帕爾(Gautam Thapar)。[ref](譯者註:中國成員名單請參考這份文件)[/ref]

在多國設有分所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是地方菁英、商人、官僚和政客的國際俱樂部。塔倫·達斯是阿斯彭研究所的印度總裁。高塔姆·塔帕爾是主席。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一些高級官員是CFR、三邊委員會和阿斯彭研究所的會員。

福特基金會於1936年成立(雖然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合作不斷,它卻比後者更為開放)。雖然經常保持低調,福特基金會卻有著非常清晰且明確的思想體系;它同時也與美國國務院密切合作。其深化民主和「善治」項目是布雷頓·伍茲的規範化業務實踐和促進自由市場效率的一部分。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黨取代法西斯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為了應對冷戰時期,新式的機構應景而生。福特成立了蘭德公司(RAND)(研究與發展集團),一個從事武器研究,為美國國防部服務的軍事智囊團。在1952年,為了挫敗「共產黨持久的滲透和破壞自由國家的努力」,蘭德公司成立了共和國基金會,後又演變成民主制度研究所,其簡則是發起一場有智慧、不麥卡錫主義過度的冷戰。通過這一鏡頭我們必須檢視福特基金會所做的事項:它在印度投資了數百萬美元於藝術家、影片製片人和活動家身上,並慷慨資助大學課程及提供獎學金。

福特基金會宣佈「為人類未來的目標」,干預了包括地方和國際的基層政治運動。在美國,它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贈款與貸款,支持百貨公司老闆愛德華·法林(Edward Filene)於1919年提出的信用社運動(Credit Union Movement)。法林相信可通過提供工人一個可負擔的信貸來創造大眾消費社會——在當時,這是個激進的想法。實際上,這僅是法林激進想法的一半:他的另一半激進想法是公平地分配國家財富。資本家抓住了法林的前半部想法,通過支付數百萬美元「可負擔」貸款給工人,把美國的工人階級永久地轉變成負債之人,勞碌一生以期趕上和資本家們一樣的生活方式。

多年以後,這個想法滴流至孟加拉的貧困農村,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ed Yunus)和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提供的小額信貸為飢餓的農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小額信貸公司在印度造成了數百宗自殺案——僅僅在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在2010年,就有200人自殺。一家全國日報最近報導了一位18歲女孩的自殺遺書,該女孩被小額信貸公司的職員逼迫交出僅有的,欲用於學費的150盧比。遺書寫下:努力工作賺錢。不要借貸。

貧窮裏有數不盡的錢,還有數個諾貝爾獎。

到了50年代,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會資助了數個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教育機構,開始展開美國政府的半擴展計劃,推翻了當時拉丁美洲、伊朗和印尼的民選政府。(大約在同一時期,它們進入印度,一個在當時不與蘇聯結盟,但明顯偏向它的國家。)福特基金會在印尼的大學成立了美國式的經濟課程。在美國軍官的訓練之下,印尼的菁英學生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參與1965年由CIA支持的顛覆蘇哈多(Suharto)總統的政變。蘇哈多將軍則通過屠殺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叛軍來償還他的導師。

8年後,後稱之為芝加哥男孩的年輕智利學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接受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訓練(由J.D.洛克菲勒贊助),為1973年由CIA支持的軍事政變做準備;薩瓦多爾·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在政變中慘遭暗殺[ref](譯者註:2011年,智利政府允許開棺檢驗阿言德總統的屍體。彈道學專家得出的結論是阿言德乃是自殺身亡。)[/ref];皮諾切特(Pinochet)將軍被扶持上台——因而為智利帶來了一批敢死隊、失踪和恐懼,一個長達十七年的統治。(阿言德的罪行是民選出來的社會主義者及把智利的礦產國有化。)

在195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成立了一個專為亞洲國家的社區領袖設立的拉蒙·麥格賽賽獎(Ramon Magsaysay Prize)。它以菲律賓總統,拉蒙·麥格賽賽的名字命名;麥格賽賽是美國對抗東南亞共產運動的關鍵盟友。在2000年,福特基金會又成立了拉蒙·麥格賽賽新銳領袖獎(Ramon Magsaysay Emergent Leadership Award)。在印度,藝術家、活動家和社區義工們把麥格賽賽新銳領袖獎視為是有威望的大獎。M.S.蘇布拉克斯米(M.S. Subbulakshmi[ref](譯者註:南印度淡米爾納德邦的著名的卡那提克古典音樂(Carnatic music)女藝術家)[/ref])和薩特亞吉提·雷亞(Satyajit Ray[ref]譯者註:印度孟加拉裔導演)[/ref]))贏得了這一獎項;加亞珀拉卡斯·納拉亞(Jayaprakash Narayan)和印度其中一位最優秀的記者P.賽因納特(P. Sainath)亦得過此獎。不過,他們的得獎為麥格賽賽獎本身帶來更大的榮譽。總體來說,麥格賽賽獎已成為一個哪些是可接受,哪些是不可接受的溫和仲裁者。

有趣的是,安納·哈扎爾(Anna Hazare)去年夏天的反腐敗運動率先獲得三個麥格賽賽獎,得獎的三人是安納·哈扎爾、阿汶德·克杰里瓦爾(Arvind Kejriwal)及吉蘭·貝迪(Kiran Bedi)。阿汶德·克杰里瓦爾的其中一個NGO由福特基金會慷慨資助。吉蘭·貝迪的NGO由可口可樂和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贊助。

雖然安納·哈扎爾自稱是甘地信徒,他呼籲的法律——簡·羅克帕爾草案(Jan Lokpal Bill)——卻是反甘地教義、菁英化和危險的。一個晝夜運轉的企業媒體運動宣稱它是「公民」的聲音。哈扎爾運動和美國華爾街佔領行動之間的差別是,它沒有喊出反私有化、反企業權力和經濟「改革」的口號。相反地,資助它的主要媒體成功把聚光燈從大量企業腐敗醜聞中轉移掉(同時也暴露出知名記者的身分),利用對政客的公開抨擊呼籲政府進一步退出酌情權,要求更多的改革、更多的私有化。(2008年,世界銀行頒發了公共服務獎給安納·哈扎爾,獎勵他卓越的公共服務。)世界銀行從華盛頓頒佈了一條聲明,說該運動「吻合」了它的方針。

同所有幹練的資本家一樣,為了自身的利益,企業慈善家為自己制定目標,從而擴充美國的支配權,他們創造和訓練相信資本主義的國際骨幹隊伍。一如過去的本土菁英服務於殖民政府般去協助管理環球法人政府。為此,基金會在介入外交和國內經濟政策後,開始涉足教育和藝術這兩個能成為他們第三勢力的領域。他們在學術機構和教育學上花費數百萬美元,並持續不斷地大撒金錢。

瓊·勒洛夫斯(Joan Roelofs)在她的精彩著作,《基金會與公共政策:多元主義的面具(Found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The Mask of Pluralism)》一書中描述基金會如何新瓶裝舊酒,運用舊觀念重新教導政治科學,塑造「國際」及「區域」研究的專業。這為美國情報和安全服務機構提供了一個招收國際語言和文化專才的人才庫。CIA和美國國務院持續與美國大專學府裏的教授及學生進行合作,引發出關於獎學金倫理的嚴肅問題。

通過信息的收集來控制統治的人乃是任何統治權力的根本。當抵抗土地徵收,以及新經濟政策席捲印度後,在印度中部,在光天化日下的戰爭的陰暗處,作為遏制手段,政府展開了大規模的生物識別技術項目——標識號(UID)。這或許是世界上最雄心勃勃,最昂貴的信息收集項目之一。民眾沒有乾淨的飲用水,或廁所,或食品,或金錢,但他們將有選舉卡和UID。表面上說是「為窮人提供服務」的UID項目由印孚瑟斯前首席執行官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負責,並會在稍微陷入困境的IT產業注入大量財力是個巧合嗎?(項目的預算保守估計將超過印度政府的年度教育公共開支。)為數據化一個國家,它的主要人口很大部分是非法和「難以辨認」的——一群由貧民窟居民、小販、沒有土地記錄的原住民組成的人口——將使他們從「不合規則」變成非法,成為「有罪」的人。UID計畫是為了完成一個數據化版本的公地圈佔,把巨大的權力交予給日益強硬的警察國家手中。尼勒卡尼對數據收集技術化的迷戀和比爾·蓋茨之於「數值目標」和「記分卡進度」的數據庫迷戀是連貫的。好像缺乏信息是世界飢餓的原因,不是殖民主義、債務和扭曲的,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政策。

企業資助的基金會是社會科學和藝術的最大資助者;它們資助「發展研究」、「社區研究」、「文化研究」、「行為科學」和「人權」等課程,同時也頒發獎學金。美國大學向國際學生敞開大門,數十萬來自世界各國及來自第三次世界的菁英們的孩子紛紛涌入。那些付不起學費的則獲得獎學金。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國家的上層階級,幾乎沒有一個家庭的孩子不在美國進修學習的。在他們的隊伍中,有優秀學者和大學教授,還有印度總理、財政部長、經濟學家、企業律師、銀行家和幫助國家打開全球市場經濟給國際企業的官僚。

在敘述中支持基金會的經濟和政治科學的學者獲得了獎學金、研究基金、資助金、補助金和就業機會。那些企業認為對其不友好的研究則無法獲得資助,受邊緣化和「貧民窟化」,他們的課程被迫中斷。逐漸地,一個獨有的幻想——單一、支配一切、極端不多元的經濟意識形態——在脆弱、膚淺而偽裝的寬容和多元文化主義下(變為種族主義、狂熱民族主義、種族沙文主義,或在某刻的通知中成為好戰的伊斯蘭恐懼症)——開始支配話語權。它做到了一個徹底不能使人察覺是個意識形態的地步。它成為了預設立場,是個自然的方式。它滲透常態,佔據平凡,而挑戰它開始變得有如挑戰現實本身那樣的荒謬或深奧。從這裏,它是一個「沒有替代方式」的快捷步驟。

如今,感謝佔領運動,才有另一種語言出現在美國的街道和校園内。看到學生手持「階級鬥爭」或「我們不在乎你有錢,但我們在意你購買我們的政府」的橫幅,我敢肯定,佔領運動本身幾乎是場革命。

資本主義:一個鬼故事(一)

原文章出自Outlook India雜誌,登於2012年3月26日。“Capitalism: A Ghost Story”
翻譯最後定稿日期:5/12/2016。文章很長,此為第一部分。
作者阿蘭達蒂·洛伊是(中文世界熟知的)微物之神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小說一書作家。自《微物之神》後,她從作家身分蛻變為社會活動家。洛伊的最新作品是《破碎的共和國:三個印度故事(Broken Republic: Three Essays)》

這是一棟房子還是一個家?是獻給新印度的一所聖殿,還是供它的鬼魅居住的倉庫?自從安提拉(Antilla)在孟買的奧塔茂特路(Altamount Road)拔地而起,散發出神秘而不動聲色的威嚇後,情況就再也不一樣了。「到了,」 帶我去那裏的朋友說,「向我們的新統治者致敬吧。」

安提拉為印度首富穆克斯·安巴尼(Mukesh Ambani)所有。我從媒體上得知,它是有史以來所建造過的最昂貴住宅,共有27層、3個直升機停機坪、9部電梯、空中花園、舞廳、氣象室、健身房、6層停車場,以及600位僕從。讓我料想不到的是它那沖牆而上,依附在一個龐大金屬網格上的垂直草坪。草坪乾枯斑駁,一些地方脫落成整齊的矩形。「涓滴理論」顯然失效了 。

「噴涌理論」卻無疑收效。這就是為何在印度這個有12億人口的國家,全國最富有的100個人擁有的資產,相當於一季的國內生產總值。

坊間(和紐約時報)流傳著這樣的話(或曾經是),在耗費大量的功夫和精心打造出來的花園之後,安巴尼一家卻沒遷入安提拉居住。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眾人依舊在背後議論著關於鬼魅、厄運和風水的話題。這或許全是馬克思的錯。(各種咒罵)「資本主義,」他說,「用魔法變出如此龐大的生產手法和交易手段,如今卻像一個無能的魔法師,不能控制自己咒語呼叫出來的魔鬼。」

在印度,3億人屬於嶄新,後-IMF「改革」的中產階級——這一市場——和幽冥世界的靈魂,死去的河、乾枯的井、光禿的山和裸露的森林裏的嘈雜鬼毗鄰而居;加上250萬因債台高築而自殺的鬼魂,還有土地被剝奪,窮困潦倒不得不讓位給我們的8億農民。這些人每日僅靠20盧比過活。

安巴尼私人身家超過200億。他握有信實工業有限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RIL))多數股權,實質掌控這家公司,RIL市值470億元,擁有包括石化產品、石油、天然氣、聚酯纖維、經濟特區、新鮮食品零售業、中學、生命科學研究及乾細胞儲存服務等一系列涉及到全球商業利益的企業。RIL最近收購了Infotel電視財團的95%股權,該財團擁有27家幾乎包括了印度各個區域語言的新聞和娛樂頻道;這些頻道包括了CNN-IBN, IBN Live, CNBC, IBN Lokmat和ETV。Infotel獨霸全印度唯一的4G寬帶牌照,一個高速「信息管道」,若此科技得以達成,將是未來的信息交易管道。除此之外,安巴尼還擁有一個板球隊。

RIL是控制印度的少數企業。其他類似的企業包括塔塔集團(Tata)、金達萊(Jindals)、韋丹塔(Vedantan)、米塔斯(Mittals)、印孚瑟斯(Infosys),埃薩爾(Essar)以及由穆克斯·安巴尼的兄弟——阿尼爾‧安巴尼擁有的另一家信實公司(Reliance(ADAG))。這些企業競相擴大自身業務,網絡遍及歐洲、中亞、非洲和拉美。以塔塔集團為例,它在80個國家開設了100多家公司。它們是印度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民營能源公司之一。它們控制了礦產、油田、鋼產、電信、有線電視和寬頻網絡;它們還掌管整個市鎮。它們製造汽車和卡車,掌控泰姬陵連鎖酒店(Taj Hotel)、捷豹(Jaguar),路虎(Land Rover),大宇(Daewoo),泰特利茶葉(Tetley Tea,)、一家出版社、連鎖書店、一個主要的碘鹽牌子以及化妝品巨無霸拉可米(Lakme)。他們可輕易使用這個廣告標語:沒有我們你活不了。

根據噴涌理論的信念,你擁有越多,將能得到更多。

一切私有化時代使印度成為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然而,像任何好樣的老式殖民地一樣,它的主要出口產品之一是礦物質。印度新巨無霸企業——塔塔集團、金達萊、埃薩爾、信實和斯特萊特(Sterlite)——是使勁全力擠到從地球深處涌出財源的龍頭頂端的少數公司。這是個讓商人美夢成真,能販賣商品卻不須進購商品的行業。

企業的其他重大財富來源出自它們的土地銀行。世界各國軟弱、腐敗的地方政府協助華爾街經紀人、農業工商企業和中國億萬富豪聚斂大片土地。(當然,這也得徵水。)在印度,為讓道給私營公司的「公共利益」,上百千萬人的土地被迫收購——經濟特區的基礎設施項目,堤壩、公路、汽車生產、化學樞紐和一級方程式賽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從未適用於窮人。)與往常一樣,企業空頭承諾地方居民,要他們從自己的土地遷徙出去,徵用他們僅有的財產並誘騙他們這實際上是創造就業的一部分。但是,我們現在知道,GDP增長和就業之間的關聯是個神話。經過二十多年的「增長」之後,印度60%的勞動力是自僱人士,90%的勞工在沒有工會組織的行業裏工作。

獨立後,一直到80年代,從納薩爾派(Naxalites,為印度不同共產黨和毛派組織的總稱。)到加亞珀卡斯·納拉亞(Jayaprakash Narayan,印度獨立運動家和政治領袖)的全面革命(Sampoorna Kranti)等人民運動,為土地改革而抗爭,欲把封建地主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於無土地的農民。今天,任何關於土地或財富的再分配言論,不但會被視為不民主,也會被視作是瘋子。即使是最激進的運動,也已經減退到守住居民手中擁有的一小塊土地的抗爭中。在數以百萬計無土地的印度人中,絕大部分是賤民和原住民(Adivasis)。這些人被驅趕出他們的村莊,被迫住在小市鎮和大城市內的貧民區及棚戶區聚居地,即使在激進的談話中他們也不受考慮在內。

噴涌理論把財富集中在一根閃亮的針尖上,我們的億萬富豪在其上跳單足旋轉舞,一波金錢浪潮迭起,擊穿了民主制度——法院、議會及媒體,嚴重地損害了其應有的運作能力。選舉越臨近喧鬧狂歡就越響亮,我們越發對民主的存在不確定。

在印度,每一宗新的腐敗醜聞冒出之後,都讓之前的一宗黯然失色。在2011年夏天,當2G光譜醜聞爆發後,我們認識到大企業挪用了40億公幣安置了一位好哥兒坐上電信暨信息部長的位子,這位新任部長後來以驚人的低價拍賣了2G光譜執照給他的好哥兒。洩露給新聞界的電話錄音談話揭示了一個實業家網絡和他們的幌子公司、部長、資深記者及一位電視主播如何在光天化日下搶劫。電話錄音只是一個確認了之前有人做出相同診斷的核磁共振檢查。

電信光譜的私有化和非法出售不涉及戰爭、流離失所和生態破壞。私有化印度的山脈、河流和森林卻涉及到。或許是因為它沒有直截了當的簡單明晰和不折不扣的會計醜聞,又或許是因為它是在「發展」印度的名義下進行,因此無法在中產階級中產生共鳴。

在2005年,恰蒂斯伽爾邦(Chhattisgarh)、奧里薩邦(Orissa)和賈坎德邦(Jharkhand)的政府違反,甚至偏離了自由市場的邏輯,和一家私人企業簽署了數百份諒解備忘錄,以微薄價格(提供給政府的特許權費用介於0.5%和7%)轉移了一個超過上萬億元的鋁土、鐵石和其他礦產。

就在恰蒂斯伽爾邦政府和塔塔鋼鐵簽署了於巴斯塔爾(Bastar)行政區建造的綜合鋼鐵廠的諒解備忘錄僅數天之後,一民兵組織薩瓦·組盾(Salwa Judum,為「和平行軍」或「淨化追捕」之意)正式成立。政府說這是個地方群眾對森林內的毛派游擊隊的「壓迫」感到不滿的自發性起義。最後卻原來是由礦業公司贊助,由政府資助和武裝的地面肅清行動。其他邦也建立了類似的民兵組織,不過這些組織使用的是不同的名字。印度總理宣佈毛派游擊隊是「印度最大的安全挑戰」。這是宣戰。

在2006年1月2日,在奧里薩邦的卡鄰伽納伽爾(Kalinganagar),或許是為了釋放政府認真對待的信號,10人組成的警隊來到另一個塔塔鋼鐵工廠,開槍射殺認為土地補償不足而聚集在工廠示威的村民。共13人,包括一名警員在內喪命,另有37人受傷。六年過去了,雖然在武警的控制下,村民的抗議卻不曾停止過。

與此同時,在恰蒂斯加爾邦,薩瓦·組盾民兵通過焚燒、強姦和謀殺方式摧毀數百個森林村莊,撤離6百個村莊,強迫5萬村民入住警察營地,逼迫35萬人逃離他們的家園。首席部長宣佈,沒離開森林的村民將被視作「毛派恐怖份子」。通過這一方式,在現代印度的部分地區,耕作和播種被定義成恐怖活動。最終,薩瓦·組盾的暴行只壯大了毛派游擊軍的隊伍,加強了他們的抗爭。在2009年,政府宣佈了它的「綠色追捕行動」。20萬協作軍在恰蒂斯伽爾邦、恰爾肯德邦、奧里薩邦和西孟加拉邦全面部署。

在經過三年的「低強度衝突」依舊無法把叛軍從森林內「沖洗」掉後,中央政府宣佈部署印度陸軍和空軍。在印度,我們不把它稱為戰爭。我們把它稱為「創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數千名士兵已進駐。一個軍旅總部和空軍基地已準備就緒。世界上最大的軍隊之一如今在準備它的戰爭條款,「防禦」世界上最貧困、最飢餓、最營養不良的人。我們只需等待能授予軍隊合法豁免權的聲明,以及對「涉嫌人」的殺戮權利。在喀什米爾(Kashmir)、曼尼普爾邦(Manipur )和納伽蘭德邦(Nagaland)的數千萬無名荒冢及匿名火葬柴堆上,我們的軍隊確實證明了自己十分可疑。

在部署工作準備就緒的當兒,印度中部的叢林繼續受到「圍困」,村民不敢出來,或去市場採購食品或藥物。在嚴酷、不民主的法律下,數百人因莫須有的毛派罪名慘遭關押。監獄裏擠滿了印度原住民,許多遭受關押的人不知道他們的罪名是甚麼。最近,索妮·索里(Soni Sori),來自巴斯塔爾一間學校的原住民教師遭到逮捕;拘留期間警察對她施加酷刑。警察把石塊塞入她的陰道,逼供她承認是毛派成員。在公眾的抗議之下,索妮·索里被送入加爾各答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醫護人員從她的體內取出石塊。在最近的高等法院審訊中,活動家向法官提呈了裝在袋子裏的石塊。這一努力的唯一結果是,索妮·索里持續受到關押,而負責盤問的警察首長安提特·尕格(Ankit Garg)卻在印度共和國紀念日榮獲總統英勇警衛勳章。

因為大規模的起義和戰爭,我們才能夠聽到關於印度中部的生態和社會再改造。政府對這些事守口如瓶。諒解備忘錄全是機密。部分媒體盡所能把印度中部所發生的事件傳播開來,試圖引起公眾注意。但是,大部分印度主流媒體的致命傷乃是它們的主要收入都來自大企業的廣告。如果這不算糟糕,如今,媒體和大企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危害性地模糊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 RIL實際上擁有27家電視頻道。反之則然。一些媒體公司如今有著直接的業務和企業利益。例如,一家區域性的主要日報,戴尼可·帕斯卡爾(Dainik Bhaskar)(這只是一個例子)——發行包括英語、興都語在內的四種語言的報章,其讀者群遍及印度13個邦府,讀者1千7百50萬名。它還持有69家與採礦業、發電、房地產和紡織品工業利益攸關的公司。最近,在恰蒂斯伽爾邦高等法院遞交的一紙訴狀,控告DB電力有限公司(DB Power Ltd(集團旗下的子公司)通過公司所擁有的報章刻意影響一個戶外鑄模煤礦的公開聽證會結果。DB電力是否試圖影響結果和聽證會沒有密切關係。重點是媒體能夠這麼做。它們有權力這麼做。憲法允許它們能在處於適合自我嚴重利益衝突的有利地位。

印度的其他地區沒有任何新聞發生。在東北部人煙稀少卻軍事化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68個大型水壩正處於施工階段;大部分水壩為私人企業所有。能夠淹沒整個地區的高壩在曼尼普爾邦(Manipur)和喀什米爾境內大興土木,在這兩個高度軍事化的邦,居民會因為抗議停電而慘遭殺害(數週前在喀什米爾發生了)。他們如何能阻止大壩的興建?

最異想天開的是位於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卡爾帕薩爾工程(Kalpasar),一個預計長34公里,橫跨勘巴特海灣(Gulf of Khambhat)的長形大壩,它將建有10條高速公路和一條在高速公路台架上的鐵路。為了防止海水侵襲,該計畫建議創建一個能匯聚古吉拉特境內河流的淡水蓄水池。(讓我們拋開這些河流已被截成細流,慘遭化工廢水污染不說。)卡爾帕薩爾大壩早在十年前就被認為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餿主意,因為它將使海平面上升,並會改變數百公里的海岸線生態。為了供水給不但是印度境內,也是世界上最嚴重缺水地區之一的朵勒拉特別投資區(Dholera Special Investment Region(SIR)),這一計劃捲土重來。SIR又稱SEZ(經濟特區),是個自我管理,反烏托邦企業的「工業園、城鎮和巨型城市」。朵勒拉特別投資區將同有10個車道的公路網絡結合,並會同古吉拉特邦的其他城市銜接。這一切項目所須資金將從何而來?

2011年1月,在聖雄甘地中心,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長納仁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莫迪如今是印度總理)主持了一個國際會議,接待了來自一百個國家,超過一萬名國際商人。據媒體報導,他們承諾在古吉拉特邦投資450億。會議定於發生在2002年2月至3月期間的穆斯林大屠殺十週年紀念日來臨之前。莫迪不單單是該大屠殺的縱容者,還是積極教唆他人屠殺的懸疑犯。目睹自己的親人慘遭強姦、膛開肚破、活活被燒死的受害者的家屬,以及被迫離開家園的數萬名受害者,依舊在等待著正義的姿態。但是,莫迪已把他的藏紅色圍巾和朱紅色額頭折價換購了一套時髦西裝,並希望450億的投資會像血腥的錢一樣,徹底兩清。也許真的能夠。大企業熱情無限地支持他。無限正義的代數以神秘的方式演算。

朵勒拉特別投資區只是一個較小的俄羅斯套娃娃,另外已經有個已在實行的反烏托邦套娃娃。它將連接德里-孟買工業走廊(Delhi 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DMIC)),一個長1500公里,寬300公里,並有9個超型工業區、一條高速貨運路線、3個港口、6個航空口岸、一條設有6個車道的橫貫高速公路和一個4千兆瓦發電廠的工業走廊。DMIC乃是印度和日本兩國政府之間的合作項目,由他們的企業合作夥伴,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所提議。

根據DMIC網站所提供的資料,大約有1.8億人將受到這一項目的「影響」。具體上如何受到影響它卻沒說。DMIC展望了幾個新城市的建設和評估,到2019年,該地區的人口將從目前的2.31億增長至3.14億。為期7年時間。一個國家、暴君或獨裁者最後一次進行了數百萬人的人口轉移是在哪個時期?它會是個和平的過程嗎?

為了避免到時候受命部署印度各地時會措手不及,印度陸軍可能需要展開招募活動。為了在印度中部扮演的角色進行籌備,陸軍公佈了已更新的「軍事心理行動」聲明。聲明概述,「在一個向目標觀眾傳達一個信息的規劃進程中,推動特定的主題以期達成期望的態度和行為,從而達致國家實現政治和軍事目標」。聲明還指出,這種「感知管理」進程,可借助「能提供服務的媒體」來進行。

軍隊擁有足夠的經驗知道僅僅通過強制力無法執行或管理由印度的規劃者設想出來的大規模社會改造。對窮人展開戰爭是一回事。但是,對我們這些中產階級、白領、知識份子、「意見人士」,它必須是個「感知管理」。為此,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企業慈善這一精湛藝術。

最近,主要的礦業集團開始擁抱藝術——電影、裝置藝術,以及取代了90年代迷戀選美會的文學節。韋丹塔——為了鋁土礦,此刻正在挖掘古老的東歌里雅·貢(Dongria Kond)原住民部落的心臟——為公司委託拍攝的關於可持續發展影片的電影學院學生贊助了一個「創造幸福」的影片競賽。韋丹塔的標語是「採礦幸福」。 金達萊集團推出了一份當代藝術雜誌,還贊助了印度一些重要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自然以不銹鋼為主)。埃薩爾是“Tehelka”新聞周刊「動腦筋」節慶的主要贊助商,主辦當局承諾「高辛烷值的辯論」,請來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思想家,包括知名作家、活動家,甚至建築師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節慶在果阿邦(Goa)舉行的當兒,活動家和記者揭露了大量同埃薩爾有關的非法開採醜聞,而它參與了在巴斯塔爾發生的戰爭也引來注意)。 塔塔鋼鐵和污穢記錄沾身的里約·廷度(Rio Tinto)是齋普爾文學節慶的主要贊助商(拉丁名字:Darshan Singh Construction Jaipur Literary Festival);行家把齋普爾文學節標榜成「地球上最讚的文學會」。諮詢集團(Counselage)——塔塔集團的「品牌策略經理人」,贊助了節慶的新聞中心帳篷。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優秀和耀眼的作家匯聚在齋普爾論說愛、文學、政治和蘇菲主義詩歌。一些人通過閱讀《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來捍衛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每一個電視頻道的畫面,每一份報章上的圖片,塔塔鋼鐵的商標(及其標語——價值堅於鋼鐵)在後面隱現——一位無害、慷慨的東道主。言論自由的敵人據說是狠毒的穆斯林暴徒,這些人,主辦當局告訴我們,甚至會傷害在節慶上聚集的小學生。(我們見識了印度政府和警察面對穆斯林時是多麼的窩囊。)是的,強硬份子答魯爾-歐魯姆·迪歐班迪(Darul-Uloom Deobandi )伊斯蘭宗教學院就魯西迪受邀參加節慶會發出抗議。是的,一些伊斯蘭教徒會集在節慶上進行抗議;是的,更駭人的是,齋普爾政府沒派出警衛保護會場。那是因為這一事件離不開民主、選舉陣營以及北方邦(Uttar Pradesh)選舉,就如它離不開伊斯蘭極端份子。但言論自由對抗伊斯蘭極端份子的抗爭會出現在世界各國的媒體上。世界媒體就這事的報導很重要。可是,鮮少出現有關節慶贊助商在森林裏的戰爭所扮演的角色之報導:屍體疊成山,監獄滿人頭。或者關於「非法活動預防法」(Unlawful Activities Prevention Act)和恰蒂斯加爾邦的「特別公眾安全法」(Special Public Security Act)的報導;這兩個法令足以讓心中有反政府想法的人構成顛覆罪名。又或者是關於在羅漢迪古答(Lohandiguda)舉行的塔塔鋼鐵廠公眾聽證會;當地居民投訴聽證會實際上是在數百里外的賈各代萊普爾(Jagdalpur)一徵收辦公廳的院子內,在警衛的防護之下和花錢買的50位觀眾面前舉行。言論自由當時在哪裏?無人提起卡鄰伽納伽爾。沒人提及新聞記者、學者和影片製作人報導了不受印度政府歡迎的題材——例如它在斯里蘭卡的淡米爾戰爭中暗中扮演的滅絕角色,或者是最近在喀什米爾發現的無名荒冢——導致簽證受拒或直接在機場遭遞解出境。

不過,我們這些罪人誰要投出第一塊石頭?不是我這位拿企業出版社的版權費生活的人。我們觀看塔塔天空頻道、依靠塔塔寬頻上網、乘坐塔塔計程車、入住塔塔酒店、使用塔塔的骨瓷杯喝塔塔茶,再以塔塔鋼鐵生產的茶匙攪拌它。我們在塔塔書店購買塔塔出版的書。哼唱“ka namak khatey hain[ref](譯者註:出自印度小說家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說《象棋手》(Shatranj Ke Khilari(The Chess Players))同名電影由孟加拉著名導演薩雅吉雷(Satyajit Ray)拍攝,意思為「我們是你忠誠的奴隸」。)[/ref]”。我們被徹底圍困。

如果纯道德大錘是投擲石塊的標準,那麼唯一有資格投擲石塊的是那些已被滅聲的人。那些生活在體制外的人;那些住在森林裏的「不法之徒」,或那些抗議聲音從未讓媒體報導過的人,以及那些安分守法但土地卻受剝奪, 上訴復上訴,作庭上證人又在庭上作證的溫馴良民。

但是,我們的文學嘉年華會卻給予我們「啊哈!」一刻。奥普拉蒞臨印度。她說她喜歡印度,她說她會繼續拜訪。這讓我們飄飄然。

這僅僅是精湛藝術的滑稽休止符。